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一种演进思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衣俊卿 黑龙江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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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著述层出不尽,观点众说纷纭。例如,马克思早期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意义及其与现代某些思想流派的思想联系问题,就是争议已久的问题。从本专栏发表的如下两篇论文中可以看出,分歧仍然是很明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给各种有代表性的意见以发表的机会,通过正常的争鸣来解决这类分歧。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然而,究竟什么叫“研究”,不同哲学路线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对于马克思这样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所谓“研究”,绝不是囿于观念领域的单纯逻辑演绎和概念推演,而是尽力将针对“副本”(观念)的批判提升为针对“原本”(现实)的批判,从社会物质生活实践出发去揭示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言而喻,这样的研究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解决由现实问题所引起的使研究者“苦恼的疑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困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例如,不通过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来弄清伴随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而产生的所谓“技术理性危机”、“文化危机”等等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实质,我们能够正确地判定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批判”的价值吗?而对于并不关心现实问题,从而毕生都不发生马克思遇到的那种令自己“苦恼的疑问”的“研究”者来说,所谓“研究”也无非是单纯处理思想资料的过程。由于远离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探讨不同时期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只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表面形式的类比,或者对原有概念重新排列组合,其结果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生造出种种主观随意性很大的似是而非的论断。实际上,即使是哲学史的研究,也不能满足于单纯与思想资料打交道,也要正确处理“副本”和“原本”的关系问题,以便通过对相应历史的实际生活的认真研究,透彻地揭示相继出现的哲学观念的实质及其相互联系,从而为解决现实紧迫的课题提供哲学启示。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为榜样,树立科学研究所应有的价值观。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来源于对紧迫社会问题的关心,来源于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解决这种“苦恼的疑问”而“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的马克思,并没有远离现实,而是以自己划时代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深远的影响。要真正做到像马克思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诚实的研究”,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研究的动因问题,研究的态度问题,为什么而研究的问题。

      在20世纪的人类文化景观中,有两个在价值取向上相互冲突、又相互关联的进程:一是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模式,试图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自由自觉的理性化文化模式的深刻转型,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化文化模式在人的异化和生态破坏的背景中陷入了危机。这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大了发展中国家文化转型的难度,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建构中尽力避免工业文明可能出现的弊端,建构更合理的文化模式提供了机遇。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建构开始走向深化的时刻,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批判理论,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理论背景。从理论渊源上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本质精神,但是,从异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在批判主题上的转换的完成,则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中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揭示从异化理论到物化理论,再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

      一、思想渊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在近现代哲学演进过程中,曾有一些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异化问题。例如,黑格尔曾阐述过客观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曾描述过宗教的异化,而青年马克思则主要关注人的本质活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这部手稿完成于马克思思想的创立时期,却沉睡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32年才得以问世。但是,“手稿”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却没有因此而变得陈旧,相反,这部手稿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培育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一大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影响了20世纪许多理论家,包括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哲学视野,可以成为20世纪人类应付文化—历史困境的重要的文化批判精神。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试图从自我意识出发超越不合理的世界,即不合理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但是,在进一步的思想发展中,马克思发现,国家和政治制度,并不像黑格尔断言的那样,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反,市民社会是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以私有制为特征的不合理的市民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类幸福。在1844年写成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由此,马克思表述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从四个基本方面揭示劳动异化的规定性。首先,异化劳动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处处可见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力量。其次,造成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蜕变成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再次,由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因此,劳动活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最后,上述三重异化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冲突与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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