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对哲学的历史演变与当代趋向进行了宏观描述。文中把迄今为止哲学发展的轨迹描绘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由宗教化到科学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并揭示了这种演变的根源以及由此给哲学自身在内容、性质、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带来的变化。文章还以此为基础，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历史逻辑和当代进展，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基本课题和任务。 关键词 哲学演变 哲学的审美化 当代中国哲学 理性的最高活动是审美活动，它包摄一切理念。真与善只有在美中才能水乳交融[1]。 ——黑格尔 如果有理由说，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和时代精神的本质的思维[2]，那末，最好把哲学比作一种精神容器。从中，可以捕捉到时代精神的魂灵和寻觅到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轨迹。 一 哲学受制于它所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自然、思维和人。这一对象的总体规定，并非源于主观逻辑的推断，而是源于对哲学对象演变史的概括与综合，实际上，对哲学对象的总体性把握是一个历史过程，与哲学研究重心的迁移和时代主题的变换相关联。 哲学研究重心和时代主题是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扩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生转移和变换的。而伴随着哲学重心和主题的转换，哲学的对象、从而哲学的内容、地位和作用等等也随之发生改变。 从一种较为宏观的视域来看，有理由把西方哲学史中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轨迹描述为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客体）到主体的过程。在古代，哲学认识的重心是自然，而人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却是作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的。近代以后，哲学认识的重心则日渐转移到人——开始是人的意识、精神层面，尔后则是人、人的存在本身。与此相适应，哲学也由古代哲学的以客体为中心的宇宙论思维方式、客体论思维方式转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思维方式——开始是以人的精神为本体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尔后则是以人的存在为本体的人本学思维方式（或实践论思维方式）。 在古代哲学中，人与自然处于天然的联系中，主、客体关系还潜伏在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之内。哲学意识追寻和探究的重点是世界的统一性与始原，“实体”范畴居于中心地位，能够表达哲学主题的命题是“我们时代研究的主题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因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构成哲学的基本主题与中心，哲学堪称实体之本体论的理论。 到了近代，人凭借科技、工业的力量同自然相分离，从而，从理论上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任务就提到了首位。于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认识论领域的基本矛盾、基本范围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取代了古代哲学中个别与一般的范畴所具有的主题与中心的地位。这时，思维、理性范围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命题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堪称思维之认识论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哲学研究的重心又有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总的说来是在人这一研究对象自身内部发生的，即由研究人的精神、意识层面转到研究人的存在、人的整体。19世纪后，由于市场经济社会形式中的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愈益压倒和消解了土地所有制社会形式中的占优势的自然联系，由于国际资本的扩张带来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科学技术力量急剧增长过程中的盲目性和失控等给人的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造成的威胁，哲学研究的重心和时代主题再次发生转换，即主体范畴被置于核心，主、客矛盾愈益尖锐与突出，“世界是我的表象”（叔本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费尔巴哈）、“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等命题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标志，而哲学则开始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自我理解、自我表达的工具，成为人的存在之主体论（或实践论）的理论。 19世纪后哲学重心由人的精神、意识层面向人、人的存在本身的转向和过程是沿两条路线进行的：其一，由叔本华通过返回古印度哲学所开启的路线，它后来通过唯意志论伸展到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现代解释学；其二，是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由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由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开启的路线，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早在1819年，叔本华就以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了哲学重心的变奏。他通过“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命题表明了这一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以透过主体为条件，也只对主体存在。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中。费尔巴哈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修改为“我欲故我在”[3]，昭示了一种逾越片面诉诸精神之抽象主体性的尝试。但是，费尔巴哈同时却仍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箴言作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警言和主题，表明他仍未彻底摆脱这种抽象主体性的纠缠和重负。与费尔巴哈比较，在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上，施蒂纳则表现出了更为敏锐的洞见，他以更切近当代的眼光校正了费尔巴哈的说法：“在我们时代的入口处铭刻着的不再是那阿波罗的‘认识你自己’，而是‘实现你自己的价值’！”[4]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不同，赫斯在扬弃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径直诉诸人的行为、实践，从人的行动、人的实践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他以“行动在思维之先”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提出根本性的诘问和质疑，表达了我行故我在的独特的运思[5]，从而预示了马克思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