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其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应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当然，全面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不仅需要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思想，而且需要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者和对立面的种种理论思潮，把错误思潮提出或曲解了的问题真正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同时，也需要把这种研究同对一定的时代条件、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考察结合起来。这其中，关键在于科学地提出问题；“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语）。而所谓问题，只要它是真问题、有意义的问题，就不可能是超时代的思想家们头脑中天马行空般构造出来的东西；即使是那些所谓“纯学术”的问题，总还是一定时代条件的折射或反映。在哲学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不顾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实用主义地要求哲学“解释”当下事实，为现实“辩护”，当然不可能有哲学的繁荣；而把哲学自我封闭，对丰富多彩的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充耳不闻，走所谓“纯学术”之路，就一定会带来哲学的大发展吗？ 人类思想的创造与发展，常常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进行的，真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愈辩愈明；认识的深化、观念的变革、思想的发展都与辩证地扬弃和科学地批判作为其对立面的理论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思想的长河正是在科学批判的浪潮中奔涌向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辉煌的生命历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历程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论著以及主要思想、观点、范畴、原理的形成，都与其论辩对手的思想密切有关，以致他们的主要论著都是以“批判”命名的。就唯物史观的创立而言，它的发轫之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特别以副标题强调了对各式各样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唯物史观作出科学论证的《资本论》，马克思同样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给人突出印象的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批判由针对“副本”推进到针对“原本”，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中发现了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隐藏着的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曲解的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和新的发展。 以上只是一些简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其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因为只有从本质上或内在联系上抓住了这些理论思潮的要害或根本，才能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探索的重点和特点与其论辩对象有如下密切联系：1.相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中的一统天下，为了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赶出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研究的突破点是历史观；而相对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他们又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2.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他们突出强调了思想解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并破译了思辨哲学的秘密。3.相对于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他们把自己哲学的立足点放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由上简述，我们很自然地就引申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就是必须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思潮和理论观点，把它们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创造特点。客观地说，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相当薄弱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其批判对象或对手的各种错误思潮和理论观点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方面，基本上还处于脱节状态。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就会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理解深度。不仅如此，还必然会影响我们当前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因为离开了这个视角，就可能会忽视对邓小平科学理论创建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时代特点以及观念形态演变的科学把握，而这些对推进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根据。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及最深厚的源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自己哲学理论的过程中，面对无比丰富、浩如烟海的人类思想文化史，其理论批判的对象和论辩对手决不是偶然或随意摘取的，而是由当时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决定的。理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一个时代实践中所特有的矛盾，同时，这种矛盾反映在理论上则表现为“问题”，亦即时代要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 —290页）这就是说，“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版，第38页）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期间遇到物质利益问题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了黑格尔哲学最保守的环节——法哲学，进而研究“经济问题”，从而为深入社会基础本身的批判开辟了道路。19世纪40年代末，为了彻底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清理和集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游荡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证明的原理”，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又批判地研究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学著作，在深入展开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关于历史进程中的一般社会形态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都达到了严密科学的高度，特别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方法论，更是具有持久的巨大科学价值。在马克思晚年，面临着人类社会原生结构中“沉积层”的发掘和东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他以惊人的毅力大量摘录和考察了传统人类学的成果，在批判地克服这些成果的局限性中，不仅解剖了史前社会内部结构并确立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原初地位，而且探索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发展道路，并阐述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