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谓“人学”？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人学若被了解为关于人的学问，显然它并不是一种处在人文学科和哲学之外，与其相并列的独立学科。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人学应当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泛称。凡是探索人及其存在的学科，均属于人学范畴。就此而言，人学与人文学科是等价的。有人提出：“哲学即人学”。这一判断过于宽泛。哲学只是人学中的反思层面。作为人学的内核，哲学仅仅是以反思的方式为人的存在立法。 2.人学研究现已成为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论题，近年来也构成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领域。这一趋势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从历史的逻辑线索看，人的自我发现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1）人类的诞生，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康德说：“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①]。这种对“自我”的自觉意识，使人类在反思层面上第一次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极力推崇镌刻在阿波罗神殿大门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从此以后，“人”这一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就一直伴随并困扰着人类自己。（2）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人的重新发现。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使得人性被神性遮蔽起来。卢梭发出了如此感叹：“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②]。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学”、“人文学者”、“人文主义”这些词恰恰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在西方社会经历中世纪之后人的自我发现的必然前奏。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人对自身的研究，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使得这种研究所采取的视角受到理性立场的限制，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内在危机。（3）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出“人死了”，则标志着当代人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境地。这才是人文学科真正危机的显露。因为“人之死”使人学本身的合法性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人学的自我辩护被提上日程。这大概是当代人学热的一个最深刻的学理上的原因。 其次，从人类的当代境况看，全球性的市场化和技术化浪潮，正在实际地消解着人作为“人”的现实存在，它导致了人的自我遮蔽和自性迷失。作为人在肉体层面上的自我肯定方式，市场经济的泛化使人不断地向物的层面沉沦，从而游离超越的形而上学规定，遗忘人之为人的本性。市场化所塑造的交往模式把人抛入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和选择的情境之中，使人类所固有的动物性以最赤裸裸的方式被诱发并释放出来。技术化则使人同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带有敌对的性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啻是理性（科学和技术是其文化形态）走向危机的征兆。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人之本性的遮蔽。这一事实使人的自我追问成为必要。这大概是当代人学热的又一原因。 3.人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是什么？不同的人文学科都有其不可替代的视角，但它们在互补整合中却共同指向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1）人的自我设问：人是什么？（2）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人类学本体论悖论；（3）人的自我定位：时空坐标及其意义。 严格地说，“人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是一种本体论的设问。它不可能有某种终极答案，对它的回答也不是唯一的。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这纯粹是一个假问题。然而，逻辑实证主义所标榜的证实原则，仅仅适用于科学论域。一旦超出这一范围，一切都将另当别论。没有答案的问题并不就是无意义的。因此，人学问题必须处在科学的论域之外。只有确立起不同于科学及其表达的意义标准，人学对人的追问才会获得合法性从而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人学研究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给出关于“人是什么”的某种答案，而在于为自己的独特提问方式作出恰当的辩护。 人类的诞生乃是一种独特的宇宙事件。它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种其他的宇宙事件，就在于人类这种存在者一旦存在就本然地陷入二重化的分裂之中。这是人的一种宿命，也是人的悲剧性之所在。但也正因此人类才获得了超越物的层面的规定，从而具有尊严。人的肉体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分裂，造成了人的存在的二元化，它们一个无法被归结和还原为另一个。这就使得人的一元存在成为不可能。这种分裂和冲突把人抛入了一种永恒的轮回之中。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一悖论所固有的内在张力的展现；整个人类史则是为消解这一悖论所作的尝试和努力。就这一点来说，人学研究不过是对人的存在的二重化所造成的人类学本体论悖论的反思。 人的存在表现为特定的时空坐标。在空间维度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就成为人类首先面对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标志着人的自我中心化在哲学观念上的确立。这一定位普遍体现在不同民族的族类意识之中。几乎每个民族在其早期观念中都把自己看作是比一切异族更优秀的民族。在西方，随着近代人文主义的崛起，人的自我中心化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西方文化所特有的戡天役物的征服性格，借助近代实证科学、工业技术和殖民政策，表现得空前突出。然而，以理性自我为中心的存在格局已经日益遇到深刻的挑战，受到某种矫正。 首先，理性本身的进展使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面临着内在危机。以哥白尼“日心说”为标志的天文学革命，改变了“地心说”所代表的那种把人类家园当作宇宙中心的传统观念。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标志的生物学革命，进而弥合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打破了人类的自我优越感，消解了人的至上性。以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为标志的心理学革命，则凸显了人类行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从而使理性自我的独断地位发生动摇。经过这三次冲击，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开始走向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