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由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形成背景、原因与特点分析，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化不能取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并进而由对认识活动、解题活动和创造性解题活动的比较，探讨了三者相应的方法论原则，指出在思维方法论之外应存在实践方法论，而思维方法论也应区分为旨在获取知识的理论性思维方法论和旨在解决问题的实用性思维方法论两种，在后者基础上形成的创造性解决问题方法论应成为应用对策方法的核心。 近十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变革学科的观念和体系提出了许多构想，虽然莫衷一是，却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力图结合当代实际，将出发点转移到“实践”上，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方向。相应地提出了探索应用对策方法的课题。这一名称的提出本身，表明了对前此社会人文科学界热衷于简单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反思，以及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中所起作用的疑惑。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应用对策方法作初步探讨。 一 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理论科学的一部分，基于希腊文化传统。美国学者白瑞德曾归纳说：希腊人对理论科学的发现或发明，一直是西方文明不同于地球上其他文明之处[①]。所谓“理论”，希腊文为Theoria，其原义为由出席祭祀现场观光而获得的客观认识。这种追求客观知识的倾向，正是古代西方两种对峙的文化中的希腊文化的重要特征。另一种希伯莱文化则偏重于行（实践），着重追求的不是思想认识，而是正确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实际，因而未能形成重视追求客观知识的倾向。 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时代，教会已不像基督教早期那样充满希伯莱精神，而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作为思想来源。中世纪中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兴起，成为经济哲学的权威理论思想，从而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智主义传统与倾向。近代科学产生时，这一理智主义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将更典型的希腊思想派别奉为楷模，例如推崇德谟克利特根据事物产生的直接原因与条件而非终极原因来解释事物的方法，将毕达哥拉斯学派构筑定律和精确定量描述的数学倾向视为科学的表征。17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自然科学首先摆脱神学的羁绊，成为独立领域，并且自视为知识、智慧和真理的唯一合理形式。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终于导致机械论的世界观在近代一切思想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同时也导致愈来愈强的唯理性主义文化观，形成一种以自然科学的观念与方法简单地取代甚至否定其他非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文化形成的倾向[②]。 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原则，主要包括：通过科学获取新知的进步原则，借助观察、实验获取经验的经验原则，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原则，发现因果联系进行抽象概括的因果原则和进行精密测量与表述的数量原则，以及将复杂事物分解开展深入细节研究的分析原则。这些原则有助于对那些反复出现的处于广泛联系中的复杂自然现象进行实验认识，找到某种简化和近似的普通关系式来加以描述和解释。但是将这类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一切领域与场合，就会超越这一方法有效作用的前提，暴露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放大此类方法固有的缺陷而引起不适用。强用的结果经常导致错误的结论和问题的悬而不决。 二 首先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目标的确定带有很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其研究内容和目的都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不是人的客观方面或物质现象，而是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不但在复杂程度和难以定量化方面，而且在充满偶然性和随机因素影响、现象的不重复性和有机联系等方面，都是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所难以比拟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因果原则、经验原则、分析原则、数量原则均与之不甚相宜。价值中立在事实上难以保持，主体不得不站在某种阶级立场上。虽然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立场本质上是科学与客观的，但这种客观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客观原则。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可能范围内与合理程度上，借鉴与吸收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方法，是有必要的，可以纠正主观臆测、空疏浮泛的弊病，却要防止全盘照搬和取消或完全取代人文社会科学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做法。反之，应当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探索与发展更为符合本学科性质、特点，更适合自己研究对象与目的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关于这一点，本世纪初德国人文科学家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都已直接提出并探索建立人文科学方法论，这一努力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以来，英国学者彼得·温奇认识到人的行为具有有目的、有意义的特征，因而必须依据目的来把握行为的意义，所以社会科学不必像自然科学那样涉及因果分析和致力于寻找规律，社会科学研究不只是作为观察者的“说明”，而且是参与社会生活者的“理解”。相应地，社会科学必然采取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的逻辑形式。英美的这一思想，促成了新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在国内也刚刚开始。无论已有的探索目前存在着什么不成熟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关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特点与界限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类行为中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还需要加深认识，只有伴随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独立地位的明确，相应的人文、社科方法论才会形成和成熟。但这一切不妨碍承认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人文、社科方法论。进行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决不应当是仅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