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的本质是能动的辩证的（革命的）反映。它是以实践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基础，既科学揭示了主客体的关系，明确了在物质、客观第一性上的主客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同一性，又充分肯定了人类认识的能动性。其主要特征，一是主客体对立统一性。简言之，认识之所以可能，就是通过人脑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能动辩证性。即认识不是对客观事物简单、直接的摹写，而是经过人的头脑“改造”，加工和创造的结果。能动性表现为辩证的特征。首先，就是要透过现象发现事物的本质联系，抽象出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规律。其次，能动反映符合客观，就必然坚持运动、发展的观点，反映和认识事物及其所达到的程度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而分阶段、分步骤变化、前进的。三是实践性。实践是人们反映过程中连接主客观的中介，更是人类认识、反映世界的归宿和检验标准。马克思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的唯物主义（也包括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认识论，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也不能找到反映的真正源泉、动力、目的和认识的真理标准。他们的反映论是消极的。“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虽然他们也有的宣称改变了世界，但实际上改变的仅是其主观的、概念的世界，而没有也难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他们是“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样，反映与认识世界就失去了意义，也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二）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工具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心理学、思维科学的独立发展，对人自身的认识研究亦随之深入，出现了以人的认识活动为对象的各个微观领域，认识发生、建构、重构、选择等理论应运而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受到越来越猛的挑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学说。 我们知道，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是他长期从事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把传统认识论移入儿童心理学的结果。他运用发生学方法来考察科学思维的心理发生和发展，在“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认识的本质——建构与平衡。正因为其“活动”与马克思的“实践”较相似，更因为建构与平衡理论适应了“主体”热潮，所以，曾一度出现了取消、代替“反映论”的思潮。其实，问题远非取代那么简单。 整个发生认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中心范畴是活动，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机能活动，包括有意活动和无意活动，即主体改造客体的同化活动和客体对主体改造的顺应活动。它们都以现有的图式为出发点，最后又复归到活动中建立的图式上来；二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包括主体对物体的直观的活动，如推、掷、摸等。主体从中获得关于物体特性的知识和自身活动方式的知识。活动是理解其认识论中主客体关系，认识的本质、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个体心理发生与人类认识史即逻辑和历史一致性以及认识的起源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例如，他把经验划分为物理经验和逻辑经验，认为一切认识在初级水平都是以经验开始的。物理经验来自直接作用于物体的个别动作或活动，逻辑经验来自把主体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动作的协调；主客体的分化完全依赖于中介物——活动的建构。因为活动是解除自我中心化的动力和根源。即使使主客体一致，平衡、主体不断建构客体，又不断打破自我，向客观化前进的动力和根源。 在活动基础上，皮亚杰提出认识的本质是建构与平衡。他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主体转变为客体的结构性动作，是介于同化与顺应之间的一种平衡，是人对环境能动的适应。他从主客体的双重建构具体说明了认识结构的演进及其认识内容的协调发展。用图式、同化、顺应、平稳说明了主体反映客体的复杂机制。在他看来，“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接起来的理论来说明，即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或较为复杂的）结构”，他认为认识的发生是从活动开始的，动作协调内化而成主体的认识图式或结构。认识就是在活动基础上，最新的原始图式经过同化和顺应不断达到平衡，遇到新的认识对象，平衡被破坏，继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平衡的过程，也就是新的认识图式不断建构的过程。 （三）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都力图找出主客体之间的中介物，来说明主体的认识与客体的一致。经验论者认为这种中介物是感觉或知觉。他们仅仅满足于证明一切知识的内容都来源于感性经验，而未能回答思维形式的起源及其同现实的关系问题，且忽视了主体的内源因素，仅用外部环境来解释人的认知；唯物论则认为这种中介是概念，把人的认识认作生物学的“预成”物，难免陷入天赋或先验论，皮亚杰看到了传统认识论中明显的缺陷——只研究既成的成人认识过程，而不研究认识的原始发生，不了解活动在认识中的作用，因而经验论将认识起因归结为客体，而先验论归之为主体。实质上，两者都是“预成论”。活动范畴的引入，使皮亚杰在认识的起源问题上填补了传统认识论的空白，找到了认识过程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十分接近。事实上，他曾受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也曾注意到生产力活动的认识论意义。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卡尔·马克思的一个根本社会学命题是：人为了生产而作用于自然界，但同时也为自然界法则所制约。在对象的特征和人类的生产之间这种相互作用于对象并改变它时，我们才认知对象。”[①]又曾写道：“马克思曾经充分地强调行为（或实践）的作用，他曾十分正确地把知觉本身当作是感觉器官的一种‘活动’。此外，这种实践作用曾经一贯地为苏联的心理学家所证实，在这个题目上，他们曾发表过许多出色的著作。”[②]但皮亚杰在具体论述时，没有对生产活动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围”有着显著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指人类自觉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社会性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工具有意识（合目的）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人类实践的最本质特征是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是人类活动经验的凝聚，是动作程序的规范化和普遍化，正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开创了人类独有的进化方式，工具的使用和变革引起整个存在方式包括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主客体分化和相互作用的中介，也是认识内化和顺应的桥梁。而发生认识论的主要意图是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经验验证的方法和追溯认识本身的起源。因此，皮亚杰的活动范畴侧重于认识的生物学前提和认识的个体发生。他认为：“认识论问题必须从生物学方面加以考虑，因为心理发生只有在它的机体根源被揭露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③]基于这一思想，其活动既包括物质性活动，又包括认识活动；既包括自觉的活动，也包括本能的无意识活动，而使用较多的是指儿童智力的发生，这实质上是皮亚杰往常交换使用的另一范畴——动作。这些与实践是不同的，主要体现在他对生产活动的忽视，对生产的手段和产物，特别是工具在认识中的作用缺乏充分估计。把工具作为客体排除在中介物之外，同时又把活动化为动作，使其活动认识论显得十分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