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学科的形成而言，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甚至是至今还没有完全定性的学科。在中国最先提出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是上一世纪30年代创办的《禹贡》杂志，但却是以《禹贡》的英文名称Historical Geography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见其时的《禹贡》主要还是研究传统的中国沿革地理的学术刊物。所谓沿革地理，主要的研究一是疆域政区的沿革，一是河流水体的变迁，实际上还带有很浓厚的历史学的分支性质，前者与疆域政区沿革史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国外，历史地理也出现得很晚，而且学科性质也存在游移现象，有的认为历史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有的则认为它是历史与地理的接合部。 虽然《禹贡》杂志基本上还是沿草地理的研究模式，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地理学的雏形开始出现。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到80年代的时候，历史地理的学科性质基本上已经定谳，那就是将其定义为是地理学科的一个分支，认为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以区别于人类出现以前的古地理以及当代的地理。因此地理学科所有的分支在历史地理学中也都应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历史地理学中也应该有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两大分支。而在历史人文地理中又应该有次一级的分支，即历史政治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之分。而在历史政治地理中又可以更加细分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疆域地理等等。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历史方法，因此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及地理学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表面上的学科性质有点近似于历史学的分支，研究者如果没有历史学素养，就很难在这一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所以今天教育部将历史地理当成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来对待，也有其一定原因，虽然从根本上讲并不合理。 在中国，由于历史学的发达，对于史学的各个侧面与分支都有长远的研究史，其中对政治史的研究尤被重视。行政区划变迁的内容与政治制度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对行政区划变迁史的研究也历来受到注意。因而历史政治地理的前身不但是沿革地理，而且实际上还是沿革史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如果要研究政治地理的发展过程，必须从行政区划沿革史说起。 一、行政区划沿革史的研究 如果我们对这一研究过程加以回顾，大致可以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将其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史料编纂阶段。 可以说，自从行政区划出现以后，有关其变迁情况，诸如置废分合等记载就成为史书的内容之一，在《左传》、《史记》等重要史籍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古代史籍之所以重视政区的记载是因为政区实际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职官的任命是以行政区划的存在为前提的(也有个别的例外)，这就是《周礼·职方》所说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的顺序。但起初有关政区的记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还算不上是一种研究。《史记》虽有八书之作，但其中有天官而无地理，甚至连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这样的大事，也只是一句话带过，而不罗列三十六郡之名目，致使后人至今聚讼纷纭。到了班固修《汉书》的时候，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班固把西汉末年的政区面貌，以《地理志》的形式相对完整地记录下来，使后人得以对该时期的政区地理格局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历史编纂家的这个创造，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但其时能够意识到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框架，容纳西汉时期其他地理内容(例如自然地理、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在行政区划变迁史研究方面已是一个质的飞跃。更何况在《汉书·地理志》中，已经用简单的语句来叙述郡级政区的沿革以及部分县级政区的由来，这已经可以算是一种研究了。班固《地理志》的编纂显然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楷模，因此在《汉书》之后，相继有十五部正史模仿其体例，也写出了自己的《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职方考》)专篇。 随着史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学家对政区变迁越来越重视。隋唐以后，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比正史地理志内容更加丰富，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元丰九域志》以下，直至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都属于这一类地理总志的范畴。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某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如果以民国时期为断限，这样的地方志至今大约还留下有万种以上。地理总志与部分地方志和正史地理志一样，也是研究政区变迁的另一类资源。此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行政区划的专篇，如《通典·州郡典》、《通志·舆地略》与《文献通考·方舆考》，其中《州郡典》与《方舆考》的作用有似正史地理志。由于行政区划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几乎是无时不变，因此在上述地理文献中，不仅记载当代的地理面貌，对前代的地理情况也有所叙述。所以就一般的意义说来，这些地理文献事实上也是历史地理文献。但从根本上说来，所有这些记述，多是某一代(有时只是一代中的某一时间断限)政区的罗列或某一政区在历代置废变化的记述，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 除了文字叙述以外，前代学者根据有关文献，曾编绘一些历史地图集，如晋代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以反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 第二阶段是个别的考证订讹。 虽然历史文献有着历代政区的记载，但如果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对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些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隆嘉庆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清代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门学问，对正史地理志与全国地理总志以及有关政区的历史记载进行全面深入的考证，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述文献在文字方面的校勘订讹，解释文献记载中相互矛盾现象，恢复史籍的本来面貌。这些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其中最出色的学者是钱大昕，在他所著的《廿二史考异》中，对各正史有关政区变迁记载的匡正，大都是独具慧眼发千古之覆的重要研究成果。他的研究虽然大都是个案式的，但却为整体的政区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类似钱氏成就的学者虽然凤毛麟角，但都或多或少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当然清代也有些学者虽然有名气，但在沿革地理考证方面其实成就不大，有些研究甚至是错误的(譬如王鸣盛)，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