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表明，各国工业化进程普遍伴随着地理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例如美国南加州的印刷电路产业区(Scott and Kwok，1989)、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城、欧洲的蓝橡胶产业地带(Delamide，1994)以及日本的太平洋海岸工业带(Kitamura and Yada，1977)。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展开，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白重恩等，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6；Lu and Tao，2009)。以工业园和产业群为特色的地理集聚，不仅成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导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范剑勇，2006)。虽然，已有文献对地理集聚重要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地理集聚影响经济绩效的作用渠道仍缺乏深入的认识，尤其是缺乏对“技术外部性”之外的作用渠道的检验。本文试图从商业信用的视角对地理集聚的外部效应进行探索，并弥补已有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实际上，Marshall早在1920年就认识到产业集聚的重要性，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外部性的3个基本来源：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Duranton和Puga(2004)则将外部效应归纳为三大类：(1)分享效应，包括公共物品效应、专业化效应、多样化效应和风险分散效应；(2)匹配效应，包括匹配质量提高、匹配概率增加和敲竹杠问题的缓解；(3)学习效应，包括知识创造、知识扩散和知识积累。在经验研究方面，对地理集聚外部性的检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地理集聚对地区间生产率(范剑勇，2006)、技术创新(彭向、蒋传海，2011)以及企业规模和组织模式(陆毅等，2010；Li and Lu，2009)有显著影响。 然而，已有研究更加侧重对地理集聚的外部效应，尤其是“技术外部性”进行验证，不仅忽略了地理集聚外部效应的作用机制，而且对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交易成本等“制度外部性”的探索仍十分匮乏。一些意大利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地理集聚还能够扩大企业的外部融资供给，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Otatti(1994)认为，产业集聚所形成的企业网络和关联交易推动了商业信用的发展，商业信用成为产业区内企业营运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Fabiani等(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在信息、监督等方面的优势使得集聚企业的融资条件要优于非集聚企业。Russo和Rossi(2001)则发现，在集聚程度较低的意大利南部，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要比北、中部产业区内企业支付更高的利息和面临更为严重的信贷约束。这些松散的案例研究启示我们，除了技术外部性之外，地理集聚的“制度外部性”，尤其是对商业信用和企业融资的影响也同样十分重要。但是，遗憾的是，对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的经验研究主要是针对意大利，这些文献不仅缺乏系统性，而且这种关系是否在中国成立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地理集聚是否会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行为呢？对此，我们拟采用中国的微观企业数据对此进行探索。 采用中国的数据研究该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和金融制度并不完善，导致非国有企业无法从正式部门获得融资。这就促使企业更加依赖于关系网络、声誉机制和商业信用等非正式金融的作用(Allen et al.，2005)。更有学者认为，商业信用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可能会超过银行贷款(Allen et al.，2005; Ge and Qiu，2007)。根据Hale和Long(2010)，民营企业商业信贷占每日运营资本的比重高达93%，商业信用在我国非国有部门中融资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其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地区不平衡性，地区间集聚程度差异很大，这就为我们研究地理集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样本(范剑勇，2006)。 那么，地理集聚是如何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呢？理论上，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渠道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竞争效应。大量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加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为了使产品尽快销售，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促使其通过应收账款为买方提供商业信用。买方之间的竞争则减少了其采用应付账款进行融资的可能性(Fisman and Love,2003; Fabbri and Menichini,2010；Giannetti et al.，2011)①。二是供应链效应。地理上的接近使得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就增加了交易双方的业务往来②，并加强企业对供应链的控制，从而增加商业信用的使用(Petersen and Rajan，1997)。三是声誉机制。金融合约本质上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企业是否愿意为对方提供商业信用取决于彼此的信任程度和对方的声誉(Rajan et al.，2004)。而企业声誉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交易双方业务往来的历史或时间长短，另一方面还取决于纠纷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监督成本的高低(李涛、李红，2004)。地理集聚不仅可以加强交易双方业务的往来程度，并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商业信用活动，而且还通过加速信息扩散，促进声誉机制的发挥。事实上，Marshall(1920)早就指出，集聚能够加速信息的传播。只不过Marshall更为强调知识外溢，而实际上其他信息的扩散也同样重要。违约信息的迅速扩散使得交易双方更加重视自身的信誉，这就降低了违约的可能性，使得买卖双方愿意为彼此提供商业信用。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首次系统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已有文献更多地考察地理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即着重检验其对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地理集聚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业信用等方面作用，即地理集聚的“制度外部性”。第二，在地理集聚指标方面，已有文献往往侧重强调地理集聚某个方面的特征，不能全面反映各地的地理集聚程度。例如，传统的EG指数虽然能够反映地理集聚地区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特点，但却忽略了产业之间的关联性。Long和Zhang(2011)指标虽然克服了EG指数的上述缺陷，却容易受到不同地理单元之间地理面积差异的影响。上述缺陷的存在，使得该指标无法准确测度各地真实的集聚程度。例如，根据Long和Zhang(2011，2012)，内蒙古的集聚指数竟然高居全国第5位，远远超过了上海、江苏和浙江等沿海省份，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地区，集聚指数则排名19。这显然与各地真实的集聚程度相距甚远。鉴于此，本文在Long和Zhang(2011)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新的地理集聚指标，该指标充分考虑了地理集聚的3个基本特征，使其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各地的集聚程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大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无法对地理集聚的融资效应进行准确的识别，从而大大降低了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本文根据企业变更经营城市的信息，巧妙地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更为可信。第四，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不仅考察了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平均效应，而且还探讨了其对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从而对地理集聚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给出了更为确切和全面的回答。最后，在样本方面，本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涵盖了所有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是目前能够得到的研究该问题观测值最大的样本，因此，得到的结论更具有一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