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33621 修订日期:2012-06-16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5-0020-05 我国正进入由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强国的转型。减少农民人口数量和提高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中国城市化国家社会转型的关键步骤。通过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增加农村地区的大专教育人数,让农民子弟通过高等教育直接进入城市,是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举措之一。然而,由于城市住房、就业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回不了农村,进不了城市”的社会夹心层,尤其在一些大城市周边地区出现了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现象,公共媒体称之为“蚁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贫困、城中村和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新焦点[1,2]。国际学术界关于类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Gans的城中村研究[3]。在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转型期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1990年代[4-6],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流动人口聚落形成及其特征等方面。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东部沿海地区的“世界工厂”格局慢慢形成,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极化现象,吸引了一批学者进行相关研究[7-10]。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慢慢进入转型阶段,国内外学者开始通过城市社会空间变化研究这种转型过程[11-13],并将研究焦点聚集到城市贫困方面[14-17]。本文根据文献资料,配合笔者进行的北京唐家岭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独立调查研究,对北京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聚居体空间特征、聚居体社会特征、聚居体后续空间效应进行研究。本研究相关的现场调查集中在北京唐家岭村,调查方法为现场观察、访谈、测图和发放调查表。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现场调查采取分时段进行,主要集中在2009年3月-2011年10月间,采取滚雪球方法发放了调查表。 1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 1.1 基本特征 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又被大众传媒称为“蚁族”现象。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大学毕业生。该社会群体成员均接受过高等教育,为大学毕业生。②从事低技能白领工作。该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从事低收入专业技能白领工作。③低收入。该社会群体成员月收入偏低,月均收入既低于北京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低于北京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工资。1.2聚居现象 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1]。在北京,他们因工资低且工作不稳定、房价高房租贵,大多数只能选择月租金500元以下、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城中村或近郊农村的出租房居住,有的甚至无能力单独租住而采取两人或多人合租一个房间的形式,唐家岭村、小月河村、马连洼村等就是北京典型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地(图1)。
图1 北京主要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分布示意图 Fig.1 Major Urban Village of Low-income College Graduates in Beijing 2 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空间特征 本文通过对北京唐家岭村进行实地考察,剖析北京的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的空间特征①。唐家岭村地处北京海淀区城乡结合部,南临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北靠航天城、东隔京张铁路与昌平回龙观相望、西与东北旺土井村接壤,由于紧邻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和航天城;有365路、447路、运通205路等公交车到达,毗邻地铁西二旗站。因其地理条件优越、公共交通方便、生活成本低廉,唐家岭村吸引了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前来租住,成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集中聚居地。本来只有3000当地村民的唐家岭村,在其顶峰时总共聚居了4—5万人,其中大多为低收入大学毕业生。 2.1 急剧膨胀聚居体 2000年前,唐家岭村是一个典型的北京郊区农村。2000年以后,中关村科技园已经成型,与唐家岭村一街之隔的上地软件园也发展起来。随后,一所名为中国软件管理学院的民办学校在唐家岭村西落成,该校学生成了唐家岭最早一批租户。2003年“非典”之后,来村求租住房的学生多了起来,为了挣租金,村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盖起了二层小楼。随着上地软件园的成熟,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的改造和拆迁,唐家岭成了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城中村,越来越多求职大学生来到唐家岭居住。村民看到有人在自家院内盖起四层出租楼,也纷纷效仿将原来的二层小楼改成四层以增加更多租户。2005年前后,尽管加盖楼房的村民收到村委会的停工通知,但实际上加盖楼房的违章建筑一直没有停止,直到2010年唐家岭拆迁重建。 2.2 生活居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