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2-07-31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贫困阶层的涌现，单纯以经济指标界定的贫困概念已不能全面揭示新贫困问题，社会学创立“剥夺”概念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分为物质剥夺和社会贫困两类研究[1]。物质剥夺更倾向于对经济活动、物质环境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度量，例如缺乏日常所需的食物、衣物、住房及室内设施等；社会贫困更倾向于对社会生活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评判，例如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无法或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社会交往等。地理学引入“剥夺”原理来探讨空间公正问题，构建一个系统地检测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及其在地理空间集聚的框架[2-3]。伴随着社会排斥加剧、社会融合的需求增加，社会贫困已经成为近年来西方贫困地理研究的新取向。 社会贫困与社会排斥研究有着密切联系。社会排斥指部分群体不能有效的参与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与主流社会存在距离和异化，强调个体处于劣势状态而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4-5]。社会排斥是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并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剥夺)”的“一个动态过程”[6]。因此本研究理解：社会贫困是对动态的社会排斥过程中某个静态截面的判定，用于对个体或者邻里处于不利的社会环境的全面监测。 虽然学界未构建统一的社会贫困指标体系，但是现有指标涵盖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公共健康及安全[7-9]；社区服务组织关系[10]；家庭或朋友之间联系；社会活动参与度；邻里信任、归属感；邻里帮助、宽容和尊敬等[11]。在构建指标的基础上，探讨社会贫困水平和邻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生活机会的影响[12]。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均显示，社会贫困水平与设施的供应和使用关联度很大，高贫困邻里的健康、医疗、休闲设施的可达性低，进而影响到居民的公共健康水平[8,13-14]。荷兰的研究表明，社会贫困与精神健康关系密切[9]。英国地方和个体层面的分析均显示，社会贫困和物质剥夺在特殊社会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中集聚分布，它们的区位反过来又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机会[15-16]。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和人口学者研究了社会融合的概念、测度、成因和政策体系[17-18]，新移民的融入问题[19]，但是主要针对外来人口，而本地贫困和低收入居民也迫切需要融入主流社会。地理学界对贫困、物质剥夺进行了研究[20-24]，探讨了物质剥夺的空间分布、物质剥夺与贫困空间的特征分异等，但是鲜有社会贫困研究。 中国城市社会贫困如何测度？原因是否与西方城市相同？城市和邻里的类型和发展状况迥异，考虑到区域因素，社会贫困是否在空间层面有所差异？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社会贫困的概念来综合测度本地和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参与和融合的状况，以家庭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初步探讨城市社会贫困的差异和原因。研究希望在理论上完善转型时期中国贫困地理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总结，推进社会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在实践上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帮助政府公平地配置公共资源、有针对性地制定地域更新政策和社会融合政策。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2007年对6个大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根据中国东、中、西部3大区域划分，6个城市分别代表3大地区的鲜明特点：广州、南京分别是东部地区高度市场化的城市；武汉、哈尔滨分别是中部地区经历过大规模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型、经济改革深化的典型城市；昆明、西安分别是西部地区代表城市。调查覆盖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包括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根据已有的贫困和低收入邻里研究[24-25]，选择3类：内城居住区、企业配套居住区和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问卷采取随机抽样法，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调查对象是家庭户主。每个城市发放300多份问卷，共收到有效问卷1809份，涉及约5304人。样本数据量较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贫困和低收入邻里的真实情况。 2.2 指标构建与处理 本文首先构建评判社会贫困的指标，包括两大类13个指标：①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家庭享受福利情况(是否享受最低生活保障)；②社会参与和融合方面：交往频率、是否参与社区活动、解决问题方式频率、交往人群类型、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归属感、整体满意度、服务满意度。 13个指标大多直接采用源数据，数据类型为二分变量或等距变量。为了保证指标的同向性，研究把没有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界定为0，反之为1；对社会交往和参与活动少、社会满意度低的家庭赋分低，反之赋分高。对两个指标进行预处理：①家庭享受福利人数：只要家庭有成员享受单位或国家的福利待遇，就将该家庭视作有享受福利待遇，记为1，否则记为0。②解决问题方式频率：居民碰到邻里或住房问题时，会通过居委会、物业甚至政府等渠道进行解决，将这种解决问题渠道得分(“经常=4，有时=3，甚少=2等”)相加取平均值得出解决问题方式的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