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及其地图学成绩再评价

作 者:
丁超 

作者简介:
丁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丁超(1979-),男,山东日照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原文出处: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内容提要:

对唐代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的名目进行辨析,分析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九州图》、《海内华夷图》之间的关系,以及别录与通录的区别。指出《九州图》、《海内华夷图》是贾耽国图撰修总体事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总称。并从地图学传统、方志学传统入手,探讨了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性质,对其中的地图学成绩进行了重新评价,进而从“近意就实,依稀像真”分析了贾耽地图学的滞后性,指出“古墨今朱”应只是文字注记的区别,并非通过图形绘制表达古今地理要素的差异,由此审视了中国古代地图史上图形绘制与文字注记的关系。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3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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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1)03-146-11

      唐代贾耽(730-805年,沧州南皮人)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尤其是地图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其《海内华夷图》及“古墨今朱”绘图原则地位同样也很重要。近人王国维称“魏公地理之学,为有唐一代之冠”,而《海内华夷图》则是“地理上瑰宝”①。故此,自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938年)和《中国地图史纲》(1958年)、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2年)梓行以来,举凡通论性的地理学史及地图学史著作,几无不辟有专门文字对之加以论述。

      所遗憾者,从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内藤虎次郎的《贾魏公年谱》②对贾耽生平及其著述做系统梳理以来,基于问题意识出发的专论迄今尚不多见③。本文着眼于系统整理贾耽的地理学、地图学著作名目,厘清各著作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内在联系,进而对贾耽的地理学、地图学成就做一重新评价,以期纠正若干认识不清之处。

      一 贾耽地理(地图)著述名目辨析

      需要事先说明一点:贾耽所处时代并未对地图与地理著作做明确区分,在地理著述中有地图,或在名为“(地)图”的著述中包含大量文字记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故在此以地理(地图)著述概括贾耽的相关著述。史籍所载贾耽的地理(地图)著述名目及卷次颇多舛误,有必要整理出贾耽相关著述的准确名目,这也是客观评述贾耽地理学、地图学成绩的基本依据。

      关于贾耽地理(地图)著述的名目,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一,55篇地图及地理书说,此说本源于贾耽墓志铭等史籍。唐人权德舆在贾耽墓志铭中说:“[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贡在中禁,传于域内。言方志者以公名家。”④又,宋人王应麟《玉海》也认为:“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言方志者以为名家。”⑤至于这55编的名目,上述两处文献均未详加说明。辛德勇认为这55篇地理书应为《地图》10卷、《皇华四达记》1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和《贞元十道录》4卷⑥。其二,7种79卷地理书说,该说系据《新唐书》所载贾耽地理著作篇目归纳而成。《新唐书·艺文志》的“地理类”著录了贾耽的6种74卷地理(地图)著作,亦即《地图》10卷、《皇华四达记》10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贞元十道录》4卷、《吐蕃黄河录》4卷⑦。另外,“职官类”著录了贾耽《大唐国要图》5卷,以上合计7种79卷。前引研究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皇华四达记》“十卷”应是“一卷”之讹⑧,在没有有力证据佐证之前,恐怕只能是一种推测,况且《玉海》载:

      《志》:贾耽地图十卷,又《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四年上,载驿程远近,《中兴目》亦同,《崇文目》同)。……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西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其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皆概举其目,州县有名而前所不录者,或夷狄所自名。⑨

      可见,《玉海》及《中兴书目》、《崇文总目》均称《皇华四达记》有10卷,宋人郑樵《通志》也著录“《皇华四达记》十卷,贾耽撰”⑩。再者,既然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且将山川聚落、封略远近等地理信息“皆概举其目”,则《皇华四达记》的内容就不可能过于简略,仅有1卷篇幅恐难以容纳。不惟《玉海》说该书内容丰富,在宋人洪迈看来,“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11)。内容的详备必然导致篇幅的扩展,《皇华四达记》有10卷之多不足为奇。既然《皇华四达记》有10卷,则贾耽撰有55篇地图及地理书的说法及今人的考证未免值得商榷,毕竟《新唐书》罗列的书目和卷次远非墓志铭中“《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所能涵盖的(12)。

      当然,《新唐书》的说法也有其不确定因素,在该书中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记载。据《新唐书·贾耽传》载:

      耽乃绘布陇右、山南九州,且载河所经受为图,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额籍、道里广狭、山险水原为《别录》六篇、《河西戎之录》四篇,上之。……又图《海内华夷》,广三丈,从三丈三尺,以寸为百里。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又著《贞元十道录》。(13)

      显然,《新唐书》的《艺文志》和《贾耽传》对贾耽地理(地图)著作的名目记载并不尽一致。《贾耽传》中的《别录》和《河西戎之录》这10篇,从数量上看,或可对应《艺文志》中的“《地图》十卷”。不过,《艺文志》中“《地图》十卷”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所谓“《地图》”不应是贾耽地理(地图)著作的具体名称;其次,“《地图》十卷”应该是地图1轴和文字记注10卷的笼统合称,其中应包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14),二者不宜并列。之所以下此结论,则基于如下辨析:

      1.“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与《九州图》之关系

      据《旧唐书·贾耽传》载,贾耽“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而贾耽的这10卷陇右、山南图,不出意外就是《新唐书·艺文志》中的“《地图》十卷”。贾耽在进献陇右、山南图表中讲到:

      其大图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必藉精详,乃可摹写,见更缵集,续冀毕功。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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