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零售空间构成了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达国家，零售业在城市中虽然占地面积较小，但在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却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英国的零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25％左右，美国的零售与批发商业雇佣的劳动力占全国的20％，加拿大的零售业吸纳了人均可支配收入1/3的份额[1-2]。同时，零售业发展水平反映了城市生活水平的高低，商业中心构成了城市的景观节点，代表了城市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放松对零售业的管制和人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激发了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零售业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3-6]。2010年中国零售业销售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4％，在大城市，这一比重更高，如北京商品零售额占GDP的40％。然而，转型期中国城市研究的议题集中在人口增长与迁移、城市化与郊区化、工业重构、住房与交通、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缺乏对城市零售结构的系统研究[6-8]。最近，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案例的城市零售结构变化的探索逐步增多，研究视角包括零售业业态构成、所有制结构变化、连锁经营、零售空间等级结构等。如Wang等[6]指出零售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功能组成和空间区位3部分，并研究了后改革时代北京零售结构的变化，发现北京零售业的所有权和业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私人和合资零售商成为了零售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零售业发展的市场化导向，另外，北京零售业已经向海外投资者完全开放，而且政府鼓励这种发展趋势。Wang等[2]从4个方面进一步研究了上海零售业的结构变化：所有制由国有和集体所有向私人、外资、合资等多种形式发展，所有制的改变是零售业相关变化的催化剂；零售业业态由传统的百货商店、杂货店、五金店等向超级市场、便利店、专卖店、仓储会员店等转变；本土连锁品牌崛起；不同等级零售中心的构建。Wang等[3,5,7-8]在研究北京零售业态和所有制变化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在零售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城市零售格局的变化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二战以来零售业郊区化带来的中心城份额的相对下降和郊区的快速扩张，②商业中心的规划，包括内城的商业更新发展规划和外围商业中心的规划，规划的商业中心又进一步影响了零售业郊区化的进程[9-12]。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心区零售业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郊区的快速增长，如James[13]以零售额和零售单位数为指标研究了美国1948-1954年标准大都市区零售商业的郊区化，发现中心城市零售业增长速度慢于外围地区。Kent[14]采用CBD零售额占大都市区比重指标发现美国1954-1977年主要大都市区的CBD经历了零售业地位的相对下降。50年代美国零售业一般采取“跟随”发展战略，即紧随住宅区的开发而发展，主要满足单一居住区的日常生活需求，早期大型投资商倾向于在CBD进行投资，而不愿在郊区进行投资。1954年，底特律郊区Northland Center购物中心的建设标志着郊区商业对中心城竞争的开始[1]。60年代郊区零售业采取同时发展战略，即商业中心的规划设计与住宅开发同时进行，中心城区的大型百货商店开始在郊区发展分店，促进了郊区大型购物广场的繁荣。70年代见证了作为“催化剂”的商业中心的发展，大型购物中心一般作为促进未来住宅建设的增长剂来进行开发，特别是位于高速公路交叉点、绿化条件较好的超级区域购物中心，在3-5年内就能有效促进住宅的开发[10,15-17]。80年代以来购物中心进一步整合了娱乐与旅游功能，大大增强了吸引力，如1992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中心城以南8 mile处建设的Mall of America，占地面积超过32万m[2]，拥有400多家商铺，商业中心内提供了近3万m[2]的娱乐设施。带有娱乐设施的超级购物中心的吸引力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中心城区，反映了美国大都市区多中心空间格局的形成[1]。至90年代末期，美国郊区已拥有4万多个大型购物中心，它们已成为郊区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们除了关注国内零售业所有制和商业业态的发展变化外，从商业设施供给和消费者需求角度开展了商业空间结构、区位选择与空间布局、商业郊区化等方面的研究。90年代前后，侧重以中心地理论为框架对商业网点的空间结构进行案例研究[18]。杨吾扬[19]对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讨论，并利用中心地模型对北京未来商业中心进行了预测，吴郁文等[20]对广州市、安成谋[21]对兰州市的商业规模等级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仵宗卿等[22]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和模型方法划定了北京商业中心的等级；在空间布局方面，学者较为关注影响零售业空间布局的因素、布局现状、发展走向、微观区位选址等问题[23-27]。90年代末期，开始探讨零售业离心化发展的趋势，史向前[28]、刘念雄[29]分析了90年代末北京前门、王府井、西单3大商业中心地位的下降和双榆树、东大桥、公主坟等三环路附近新商业中心的快速成长，提出了零售业“中心空洞化”和“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周尚意等[30]认为北京市大中型商场的分布已经不能满足人口郊区化的发展，只要人口郊区化仍在继续，郊区商业的发展就会持续下去；柴彦威等[31]认为伴随着新型业态的发展和小汽车的普及，中心区零售商业发展虽然面临来自郊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但是依然在市民消费行为中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和零售活力；冯健等[17]通过对北京郊区大型购物中心的调查研究，预测北京商业郊区化的发展规模将逐渐加大；于伟等[32]采用零售额、超市门店和商业土地出让数据研究了功能疏解背景下北京商业郊区化的进程和空间特征。虽然国内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大城市零售业郊区化发展的趋势，但对于其空间进程与特征的系统研究仍较少，对超级市场等新型零售业空间分布特征的探讨也明显偏少。 2000年以来，兴起了从消费者需求角度探索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的研究。仵宗卿等[33]通过问卷调查归纳出天津城市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圈层结构，总结了3种不同收入阶层的购物出行空间等级结构类型；王德等[34]从上海市消费者购物出行角度对商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上海市商业空间结构具有等级序列明确、空间分布不均和强中心线型结构的特征；林耿等[35]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出行倾向促成了零售空间的功能分化；张文忠等[36]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从消费者属性和商业环境双重视角分析了居民的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行为；柴彦威等[18]从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空间入手，通过经验行为主义方法，总结出上海居民购物消费行为的一般特征，发现上海居民购物出行的空间等级结构较为明显并呈现扁平化的趋势；周素红等[37]采用消费者行为研究商业业态空间，指出广州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的吸引力，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服务能力存在不足，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朱玮等[38]应用多代理人技术模拟商业中心和消费者两类代理人的行为，得出商业中心的结构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