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

作 者：
高毅 

作者简介：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高毅，男，1955年生，安徽安庆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原文出处：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内容提要：

欧洲启蒙运动近来常遭人诟病，被说成现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总根源。这种现象反映了人们对启蒙运动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还缺乏清楚的认识。本文认为，启蒙运动中实际上既存在着三大矛盾，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理智与情感(信仰)的矛盾和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化解这些矛盾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德国的“理性与信仰协和论”和法国的“博爱”理念。只是由于某种时代性的原因，这些思想资源长期被屏蔽或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结果才导致了启蒙思潮中某些要素的片面扩张，从而妨碍了现代文明的健康发展。所以，出问题的并非启蒙思想本身，而是启蒙思想的落实者们、亦即现代社会的建设者们片面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4 期

关 键 词：
启蒙运动  反启蒙  理性  自由  平等  博爱 

字号：大中小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2-0003-07

      自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之日起，就有了反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的情况是复杂的，不过归纳起来真正对启蒙持反对态度的思想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带有较浓厚的前现代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它反感于启蒙对宗教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并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敌意而仇视启蒙，代表人物为埃德蒙·伯克、德迈斯特、巴吕埃尔以及后期的尼采；二是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应该对20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负责，代表人物为以赛亚·柏林、雅科布·塔尔蒙，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法国解构主义者福柯和德里达。

      现在看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反启蒙思潮，因为它政治上相对比较正确，影响也很深广，已成为当今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构成要素。这一思潮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类现象的批判，无疑是深刻而有益的；但它把这类现象一概归咎于启蒙理性，却也有相当的荒谬性和危险性，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研究学院教授约纳森·伊斯瑞尔(Jonathan Israel)推出的一部力作《受争议的启蒙：哲学、现代性与人的解放(1670—1750)》(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0)，及其激起的热烈讨论，显示出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伊斯瑞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也颇有启发性：他认为对于启蒙运动的这种胡乱批评，说明“什么是启蒙”这个古老问题实际上仍未解决——“我们关于启蒙几乎从未做出综合的全面的说明。关于启蒙仍有许多不确定性、许多疑问，人们对启蒙到底是什么还是不清不楚的，无论是启蒙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说不清楚。”①启蒙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当然不可能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而伊斯瑞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伊斯瑞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试图以斯宾诺莎哲学为基点把复杂纷纭的启蒙思想统一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成功，这里不拟评说。但不言而喻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止这一种，人们完全可以往其他方向做出另一些尝试。现在我们就来试试另一种办法，我感到用这个办法来反制对启蒙的胡批，也许更为便捷。

      一、“何为启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德国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詹姆斯·施密特在他主编的论文集《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前言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由于一些难以阐明的理由，不论是法国哲学家还是苏格兰的道德学家(只是提到两个最可能的派别)都不像他们说德语的同事那么关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②这段话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德国人最善抽象思辨，是一个著名的哲学民族。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德意志启蒙运动起步是比较晚的，大概在18世纪60年代，这至少比英法晚了30来年。数十年中，他们看到英法那边的学人们热衷于标新立异，表现异常活跃，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不免好奇，并在好奇之余习惯性地给这现象来了个概念化，称之为“启蒙运动” ——Aufklrung，并着手认真琢磨其中的意义蕴含，还为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那么为什么“启蒙运动”这东西会引起德国这个哲学民族如此强烈的关注?只能是因为他们隐约地感觉到这件事情意义非同小可，然而这意义又模糊不明，一时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没有别的，只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内部情况过于复杂了，矛盾重重，云遮雾障，需要经过艰苦探索、细心辨析才能发现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启蒙这件事在德国哲学家眼里，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不可以做简单化的理解。

      可是，对于德国哲学家的这种缜密与谨慎，后来的很多人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显然更喜欢把启蒙运动简单化。比如我国史学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都习惯地把启蒙运动看作是一个法国现象，似乎法国启蒙运动就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一切。只是在前不久，我们才知道除了法国启蒙运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苏格兰启蒙运动”，其精神气质和法国启蒙有颇大的不同。其实除了法国和苏格兰启蒙之外，也还存在着调子各异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而且法国启蒙和苏格兰启蒙是否真像施密特说的那样“最可能成派”，也都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两个启蒙和其他国家的启蒙一样，内部都有着显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启蒙运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众多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其实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的，甚至有些“启蒙思想家”究竟能不能被冠以这样的名头，都是个争议尖锐的问题：如维柯，如卢梭，就在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而就施密特本人而言，究竟有没有“启蒙”和“反启蒙”这样一些东西，其实都大可存疑：由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相关研究已经对18世纪的“理性时代”性质提出了严重质疑，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很可能只是19世纪末期盛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一种臆造，而“启蒙”既然不真，“反启蒙”也就无从谈起了。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