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欧洲中心论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学者所抛弃，全球史观应运而生。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认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①就史学研究而言，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还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对非洲史学的研究。事实上，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对非洲史学缺乏研究，对非洲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史学流派知之甚少，这不仅不利于全面把握全球史学发展的全貌，而且与当前中非关系大发展的背景不相符合。本文主要就20世纪非洲史学进行某些探索，试图丰富对全球史学的认识。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人类进化最初是在非洲大陆完成的。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骸“露西”被认为是人类的老祖母。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加纳、马里和桑海是西非地区出现过的大帝国，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是古代班图人在南迁的过程中创造的灿烂文明。 但在欧洲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非洲黑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只有黑暗和停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把非洲分成三部分，一是“非洲本土”，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二是“欧洲的非洲”，即地中海沿岸；三是“亚洲的非洲”，即指尼罗河流域，特别是埃及。他认为，非洲本土“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他断言，非洲黑人“处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之中”。②继黑格尔之后，一些欧洲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现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含米特人带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西方学者否认非洲历史的存在。1963年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罗珀说：“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③ 事实上，非洲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非洲传统史学也是相当久远的，“非洲历史的撰写和一般历史的撰写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④古代地中海的史学家和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非洲的历史。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不朽名著《历史》中保存了部分古埃及的历史；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红海巡航记》保存了东非阿克苏姆王国的早期历史。一些阿拉伯学者，如马苏第(约950年)、白克里(1029-1094年)、伊德里西(1154年)、亚库特(约1200年)、阿布—菲达(1273-1331年)、欧麦里(1301-1349年)、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和哈桑·伊本·穆罕默德—武扎恩等人的著作记载了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左右的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的历史。 非洲本土学者为早期非洲历史的流传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古埃及，由于象形文字的复杂性，文字的书写和运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那些具有写字能力的人被称为“书吏”，他们根据职务，具体可分为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国王书吏和“圣书”书吏等。通过书吏的劳动，流传至今的“金字塔铭文”、传记、赞颂诗等保留着古埃及丰富的历史信息。如拉美西斯二世的《卡叠什战场铭文》，实际上是一篇长叙事诗，也有人视之为古埃及的第一首史诗。⑤ 由于非洲多数地方文字出现比较迟，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口述史的方式在说书人口中代代相传。凯塔·松迪亚塔(1210-1255年)，是13世纪马里帝国的创立者，是曼丁哥族属下的凯塔部落人，他东征西讨，建立了马里帝国，1235年被拥戴为国王。1240年松迪亚塔灭加纳，使马里成为继加纳之后的西非大国。传诵他事迹的长篇史诗《松迪亚塔》，就是一部著名的口述史，是今天的人们了解这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非洲的史学家中，甚至有人对历史哲学进行了探索，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就是这样的学者。他生于北非突尼斯，著《柏柏尔史》，他认为史料的运用必须经过批判和比较的过程。17世纪西非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廷巴克图的史学家编写的《苏丹史》和《法塔史》，不仅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而且还试图评论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主要是古代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19世纪用豪萨文和斯瓦希里文撰写非洲历史，如《卡诺编年史》、《基尔瓦编年史》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早期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非洲人自己写的历史，如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1895年)和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历史》(1897年完成，1921年出版)。J.D.费奇认为，“这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⑥ 可见，非洲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非洲史学同样十分悠久。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史学是极大的摧残，殖民统治者否定非洲的本土历史，殖民史学笔下的非洲历史是一部殖民征服的历史，这符合殖民统治的需要。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民族的复兴，非洲历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以及非洲史学流派的形成，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就开始反对欧洲中心论者所炮制的非洲过去没有历史的观点”。⑦美国著名黑人学者W.E.杜波伊斯在倡导泛非主义、主张种族平等的同时，为非洲黑人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辩护，他认为古埃及历史是非洲历史的一部分，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花岗岩雕像，其头部“具有黑种人的特征”⑧。“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1832-1912年)不遗余力地鼓舞非洲人的自信心。布莱登的童年是在西印度群岛度过的，1851年他来到当时已经独立的利比里亚，在《尼格罗人报》和《拉各斯星期记录报》等多家西非知识分子办的报刊杂志上撰文，探讨非洲古代文明、伊斯兰教的影响、非洲的教育事业和黑人独立的前途等社会问题，为西非民族独立运动在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布莱登提出了以“非洲个性”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倾向于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提出共同命运说，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布莱登特别注重恢复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他指出，“我们必须对黑人充满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黑人的自豪感”；种族之间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体质特征和智力道德上有高下之分，各个种族有自己的特点。⑨布莱登和杜波伊斯等早期的非洲裔民族主义者试图把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与非洲传统结合起来，树立非洲人的自信心，对于非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提出的“非洲个性”和泛非主义对非洲影响重大，包括非洲的独立和非洲的联合与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