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与法国结盟可以说是这个新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结出的第一个果实，自然也成为研究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无法绕开的主题。很多学者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认为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在外交上追求的基本目的是政治上保持在欧洲大国争夺之外，维护美国共和政体不受到外界腐败的“玷污”而永世长存；经济上追求商业开放的自由贸易，让具有商业优势的这个新国家的商船队在海洋上畅通无阻，进出口贸易不受人为障碍的限制。因此，他们的外交活动明显包含着与专制欧洲的对立以及对欧洲大国奉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批判的倾向。法美结盟既有与上述目的吻合之处，但更多的是与之相悖。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比米斯认为，18世纪欧洲的外交是“不健全的、腐败的和背信弃义的”，与法国结盟使得美国与欧洲国家的纷争纠缠在一起。吉尔伯特说得更直接，法美结盟“意味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时，未能实现美国欲要将其对外关系基于其上的原则，也意味着美国被拖进了欧洲政治的纷争之中”。乔纳森·达尔使用了“悲剧”这个词来形容法美结盟的结果，他对为什么使用这个词进行了详细说明。①另一种观点对法美结盟称赞有加，认为这是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在外交上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②还有的学者从维护欧洲均势以及实现美国更为现实的目的等角度探讨了法美结盟。③ 在美国革命那一代人留下的诸多文献中，描述“自由”美国与“专制”欧洲的二元对立处处可见。他们无疑希望，在与“旧”欧洲的对比中，“新”美国能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典范，保证人民自由的共和制度将取代暴虐的专制政体。因此，不愿意与欧洲为伍的观念根深蒂固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与法国结盟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相悖，一方面法国人信仰天主教，他们的文化传统在当时很难得到主要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认同；另一方面法国是君主专制国家，这种政体是热爱“自由与共和”的美国人最为痛恨的。因此，仅从意识形态上看，充满着“理想”激情的美国革命先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具有“天主教传统的专制”法国结为联盟，而君主制的法国更不可能对威胁自己制度存在的共和制美国提供援助。然而，两个制度上完全对立的国家却结成了对付英国这个共同敌人的联盟，这说明最终决定法美两国政府政策选择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 美国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动员起来的本国人民在大陆会议领导下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外国提供的援助及其在道义上的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法国是美国最有可能争取支持其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大陆会议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就把得到法国的支持作为外交的主要目标。法国是英国的宿敌，一直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发生内乱，它将“乱中取栗”，支持起义者，打击英国，以雪1763年战争失败之耻。法美结盟尽管违背了“不卷入欧洲国家战争和纷争”这一新独立国家为自己发展对外关系所确定的原则，但却使美国得到法国援助具有了契约上的保证。法国站在美国方面公开参战，对美国为实现独立而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美结盟是美国革命期间外交的一大胜利，但这种联盟缺乏坚固的基础，其最终走向解体，便成为1783年后美国外交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殖民地的独立与寻求法国的援助 英国加强对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政治经济上的控制严重制约了殖民地的发展，导致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特别是英国王室拒绝接受大陆会议呈递的《和平请愿书》之后，殖民地的精英对英王的幻想逐渐破灭，决心要在政治上与英国一刀两断，走向独立。他们寻求与英国竞争的欧洲国家的援助，是能否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大陆会议内，负责外交事务的是1775年11月底成立的秘密通讯委员会，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主席。他名气大，在欧洲拥有广泛的联系，通过与友人通信，一方面把殖民地事务的真相告诉他们，了解欧洲诸国的反响，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来寻求与英国为竞争对手的欧洲国家对殖民地正义事业的支持。1775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致信对自由事业充满热忱的瑞士作家夏尔·迪马说，拥有强大力量的英国对殖民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极准备防止这种威胁发生，“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自卫。然而，当引发战争的事件总是不可捉摸时，在另一场战役之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有必要请求某一外国大国提供援助”。富兰克林非常感谢迪马提供了令人振奋的信息，即整个欧洲都希望英属北美殖民地在维护自由方面取得成功。富兰克林还想让迪马进一步了解，如果殖民地被迫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欧洲是否有国家或大国为了得到殖民地的商业利益而愿意与这些联合的殖民地结为共同抵制英国的联盟。他告诉迪马，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在战争爆发前已达到每年700万英镑，由于这些殖民地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这一数目显然继续呈上升的趋势。“作为秘密通讯委员会一成员，我请求阁下，因为您位于各国王室大使云集的海牙，您可以利用机会尽可能地发现几个王室倾向于这种援助或联盟”。④在此之前，富兰克林等人致信在伦敦的阿瑟·李，告知秘密通讯委员会已经与驻在海牙的迪马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与迪马通信，将他写给国内的信件通过迪马转寄。同时秘密通讯委员会指示阿瑟·李了解欧洲国家对殖民地行动的态度。⑤迪马是秘密通讯委员会正式接触的首位外国人，他在美国革命期间为大陆会议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在游说荷兰政府支持合众国的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情报对于大陆会议及时地了解外部信息以便做出正确决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迪马后来对他谈到的“整个欧洲”支持殖民地自由事业做了解释，以免富兰克林等人有所误解。他所谓的“整个欧洲”是指“不抱有偏见的、态度公正的和富有人道精神的欧洲公众”，不包括那些英国基金的持有者以及与英国达成谅解的欧洲国家王室。后者绝不会帮助北美殖民地的自由事业，反而为了各自的打算而牺牲殖民地的利益。因此，在这种局面下，出于与英国竞争的考虑，只有法国和西班牙最有可能为北美殖民地独立事业提供援助或结为盟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对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充满着恐惧，殖民地摆脱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符合它们的利益。⑥在殖民地很多人的脑海中，法国的形象不算太好，专制的统治和罗马天主教的堡垒成为他们谈到法国时首先浮现出的基本特征。用乔纳森·达尔的话来说，大多数美利坚人从小就受到对天主教法国及其专制政府不信任的熏陶。⑦其实，这种对法国不良的印象主要还是法国在过去百年来一直作为英国和殖民地的竞争对手所致。约翰·亚当斯把殖民地在感情上与英国的联系列为与法国结盟的一大障碍。⑧当然，英国对殖民地的重税盘剥已经使这种障碍在大大缩小。实际上，大陆会议在寻求外国的援助上并没有太大选择的空间，在欧洲只有法国和西班牙才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可能对殖民地的自由事业提供援助，法国为大陆会议首要考虑结盟的对象。1776年3月3日，秘密通讯委员会指示已经派往巴黎的赛拉斯·迪恩，要他拜访法国外交大臣夏尔·格拉维耶·韦尔热纳伯爵，向这位法国外交决策者表明“殖民地无疑焦急地想知道在某些问题上法国的倾向，如果殖民地被迫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是否可能会承认这一事实，接待它们的大使，出于商业或防御或两者考虑与它们签署任何条约或结为联盟”。⑨到了此时，殖民地尽管尚未正式宣布独立，但已开始积极寻求外国的援助，大陆会议已经把与法国结盟提上了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