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典民主政治的革命叙述 在过去20年西方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解读中，“革命”之说甚嚣尘上。1993年，美国古代史家约西亚·欧伯尔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公元前508/7年的雅典革命》。在这篇试图重新解读公元前508/7年①克里斯梯尼改革的论文中，他批评传统的解释过于重视克里斯梯尼的作用，斥之为“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论调，提出雅典民主政治实则发源于一场人民革命，它可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导致雅典民主政体建立的真正主角不是贵族家庭出身的民主派改革家克里斯梯尼，而是人民(demos)。欧伯尔写道： 尽管克里斯梯尼的确是雅典革命事件中的一个重要演员，但是关键的角色是由人民扮演的。因此，民主政治不是一个发善心的精英集团给予被动人民的恩赐，而是人民自己进行集体决定、行动和自我界定的产物。 他进一步阐述说，“这革命的时刻、古风阶段雅典政治史之终结、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时刻，是一场没有领导的暴力革命”。②为了解释何以会在如此早的阶段就爆发人民革命，他提出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梭伦改革的影响和雅典僭主的亲民行为。在公元前6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业已获得自觉。③ 欧伯尔的论题引起了古代史家们的激烈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却不在于雅典是否爆发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而在于雅典民主政治诞生的关键时刻何在。④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说法。例如，罗伯特·华莱士认为，梭伦改革才是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以类似于欧伯尔的语气写道： 在一场绝非希腊独有的民众革命运动中，面临来自于普通民众强大的政治压力，梭伦本人建立了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乃因他和民众的许多见解一致。这场革命赋予了普通雅典人他们所要求的，即一个他们能够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权。⑤ 而拉夫劳伯则认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埃菲阿尔特斯和伯里克利改革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通过这些改革，民主制才完全建立起来。⑥当然，对于谁是雅典民主制的建立者，古典作家即已存在不同意见。希罗多德明确说道：“克里斯梯尼为雅典人建立了部落和民主政治”。⑦但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梭伦才是雅典民主制的缔造者。在《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在概括雅典的政治变革时，把梭伦立法看成是雅典民主制的开端，而认为克里斯梯尼改革确立的政体仅仅比梭伦立法更为民主。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是梭伦建立起了民主制。⑨同样，把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看成是革命行动的结果或至少以革命的概念表述它，并非新的发明；对于何时才是革命之关键时刻的争论，也是由来已久。⑩第一个使用“革命”一词来书写雅典历史并“重新发现”克里斯梯尼的历史学家正是19世纪伟大的古希腊史家、英国人乔治·格罗特。他在1846—1856年出版的十二卷巨著《希腊史》中，把讨论克里斯梯尼的一章命名为“雅典的克里斯梯尼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先是敏锐地指出，“希罗多德轻描淡写地记载这场令人难忘的革命的方式，易于使我们忽视其真正的重要性”。而后在评价克里斯梯尼的改革时，他说： 这就是雅典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它产生于对希庇阿斯及其家族统治的反对以及克里斯梯尼和无权大众的难忘合作——无论合作是自发的还是强制的……它确实是一场引人瞩目的革命，它所诉诸的思想以及它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同样铭刻在了公民心中。(11) 在1927年出版的《剑桥古代史》中，英国历史学家沃克尔又把埃菲阿尔特斯变成了雅典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认为他的改革“一直被雅典人看成是其政制史上的转折点”。(12)他的说法不仅为后来的查尔斯·海格内特所接受(后者将其《雅典政制史》的一章命名为“公元前462年的革命”)，(13)而且还为当代英国古代史家约翰·戴维斯以及彼得·罗兹等所接受。(14) 对这一由来已久的争论和意见分歧需要进一步考察，因为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诚然，学者们之所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部分原因在于有关公元前6—前5世纪雅典政治史的史料记载极其零散，存在许多空缺。而在有所记载的事件上，又往往语焉不详，对克里斯梯尼改革和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记载即是如此。(15)更有些事件，又因后来的政治需要或是政治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内涵，梭伦改革即为典型例子。公元前403年民主政治恢复之后，部分保守势力打出回归“祖宗之制”的旗号，意在对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治施加某种限制，而将他们的诸多主张归于梭伦的首创。(16) 然而学者们的分歧并非能够全然归咎于史料的缺憾。罗宾·奥什邦在对这一争论进行细致的梳理之后得出结论说，争论的产生更多的是和现代民主政治相关，而非和古代政治的真实情况相关，不同学者的不同政治立场左右了他们各自的看法： 将某一特定时刻确定为民主政治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的现代学术理路，和古代作家的这类说法一样带有政治色彩，但却基本不关乎古代政治。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如格罗特这样心系于议会改革的学者，会把这一时刻确定在改革议事会的时候……也丝毫不令人奇怪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保守学者会强调埃菲阿尔特斯改革的时刻，以此把他们所称的“激进民主”和他们乐于生活在其中的政体区隔开来……华莱士重拾梭伦的政治改革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很难不把这理解成是一个相信政体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一个保守的北美习惯——的人的看法，也很难不把欧伯尔强调“意识形态”重于“制度”的观点……理解为对美国尽管拥有民主政体，但却盛行不民主和反民主行为的不满。(17)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行君主立宪制、具有深厚贵族传统的英国，学者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像梭伦、克里斯梯尼和埃菲阿尔特斯这样的改革家扮演了主导角色；而在以革命立国、具有强烈平民色彩的美国，学者们则倾向于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决定性推动因素。除欧伯尔以外，另一位美国的雅典民主政治研究者华莱士同样相信，“梭伦建立的民主政体既反映了普通民众自信的要求——他们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也是这种自信要求的产物”。(18)在所有这些革命的解释背后，似乎还隐约显现出一个深层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近代西方一系列伟大的民主革命，尤其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而且很难不让人怀疑，在晚近的雅典革命论背后，尤其是在欧伯尔的观点背后，起一定推动作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化革命。因为就在此后，西方的古典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举行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义的学术活动，热烈庆祝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并将其开端追溯到公元前508/7年的克里斯梯尼改革。(19)并非纯属巧合的是，欧伯尔的论文正是这一时期纪念性学术活动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