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晚清出版史还是中西文化关系史上，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现象的出现都应是值得认真加以探究的重要课题。作为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重要资料，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历史文本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可低估。然而，现实情况是，其研究意义被严重忽视，不仅早期(上世纪80—90年代)出版的中国字典词典史、出版史著作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如近代传教史、中西关系史)对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现象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使人丝毫感觉不到这一课题的分量；就是近十年来发表、出版的相关成果中，对晚清双语词典编纂出版现象的描述，要么史实有误、错误百出①，要么结论武断②，信息不完整③，总之很难使读者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明晰、准确、完整的认识。为推进这一研究，为更多学者今后能从社会文化史、中西文化关系史、汉语发展史、词典编纂出版史等多个视域深入探讨这一重要文化现象做些铺垫，笔者勾稽爬梳相关史料，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相关成果，力争对晚清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兴起与发展、源流与谱系作一探讨，以求能比较完整准确地描述出晚清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样貌。④ 一 据粗略统计，从19世纪初叶到清末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以西洋传教士为主体，辅以少量世俗西方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词典编纂者，共编纂出版了近70部各种类别、规模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其数量之巨，内容之丰，影响之大，实在令人惊叹。按词典类别加以梳理，可以大致划分为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面向使用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的读者)、汉语方言—英语双语词典、英汉双语专科词典三大类。其中，面向读者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下面，我们首先以时间为序，对普通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的出版信息、内容及源流谱系加以简述。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中国广州，秉承伦敦会的指示，苦学中文及中国文化知识，为日后编纂中文字典和翻译《圣经》做准备。在当时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严禁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严禁外国人居留广州的严苛环境下，历经千辛万苦和十几年的光阴，在付出“健康受到很大损害”的代价后，马礼逊终于编就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厚重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即《华英字典》，其英文全称是：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in three parts.Part the first,containing 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keys; part the second,Chinese and English arranged alphabetically,and part the third,consisting of English and Chinese，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出版。⑤《华英字典》共3部6卷，其中第一部名为《字典》，共3卷，分别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出版；第二部名为《五车韵府》，2卷，分别于1819年、1820年出版；第三部名为《英汉字典》，1卷，1822年出版。⑥第一部主要依据《康熙字典》编译而成⑦，按部首排列汉字条目。第二部主要以清朝陈先生著作为蓝本并参考中国传统韵书《分韵》、《佩文韵府》等编纂而成⑧，按音韵次序排列词条。这两部皆为汉英词典，只是检字方式不同。第三部为英汉词典。全套词典4开本大小，共4000多页，40000词条，内容极其丰富，其收录词条及例句解释涵括了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历史人物、孔孟经典、教育与科举制度、古代科技、戏剧音乐、民俗民谚等，堪称一部介绍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问世，为当时西人尤其是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受到欧洲汉学界的广泛赞誉，也开中国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之先河，成为其后多部汉英、英汉双语词典编纂的蓝本与规范。 马礼逊《华英字典》初版40多年后，为满足更多读者特别是中国学子学习英文的需要，该书第二部《五车韵府》于1865年由伦敦会设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再版。此书版式由原来的4开改为12开，更便于携带与阅读。1879年，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发行石印版《五车韵府》，版式缩至16开，并将上下两册合并为一册，价格更便宜，流行更广。此外，另一种标署1865年出版、实则19世纪后期石印出版的《五车韵府》也曾在市面流行(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收藏)。1899年，一位署名金约瑟的编者石印出版了《改订增广五车韵府》，是晚清与马礼逊《五车韵府》有直接关联的最后一个版本。⑨马礼逊字典再版情况大致如是。 马礼逊《华英字典》出齐近20年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于1842年在巴达维亚印刷所出版了他的《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⑩此书体例、规模及具体内容不详。几年之后，麦都思于1847—1848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另一部词典《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据陈力卫讲，麦都思的字典中，几乎将马礼逊字典中的译词全部采纳，甚至误译也承袭下来。(11)这说明麦都思《英汉字典》是以马礼逊《华英字典》为蓝本或脱胎于后者的。麦都思在他的序中提到，这本字典是在马礼逊的英汉字典的基础上编定的，还参照了一位无名氏的拉丁汉译手稿，同时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帮助。但麦都思抛弃了马礼逊用汉语句子解释英文词条的办法而采用单字或词组的方式来注释，而且给出的对应汉语词汇比马礼逊和卫三畏字典都要多。 1844年，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的卫三畏(Samuel Well Williams,1812—1884)在澳门香山书院出版了他的《英华韵府历阶》。此前，为了开创在华事业的局面，卫三畏以马礼逊为榜样，刻苦学习中文。据记载，他“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教师”。(12)经过10余年的努力，他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官话和广东土话，而且编就出版了这部颇具特色的官话英汉词典。卫三畏在此书序言中谈到，在字典编纂过程中，除了引用中国人的著作外，编者还从马礼逊那里摘录了他认为有用的一切，明确说明了词典语料的来源。不过，该词典中的译词与马礼逊词典有很大不同，以双音节词为主，很少单汉字及几个汉字构成的短语。可见中国传统韵书主要收录复合词的特色对他的影响，也从中可见他将词典命名为“韵府”的初衷。此后，卫三畏继续他的词典编纂事业，除编纂出版广东方言词典外，1874年又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普通汉英词典《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今译《汉英拼音字典》)。(13)此书规模不大，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汉字，其特点是每个汉字之下，还标有北京、上海、厦门、广东等地的方音，检索词目比较方便。此书一度是美国来华外交界人士必备的工具书。1906年华北公理会委办重订，北通州协和书院梓行。1909年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