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3)02-0140-06

      清代寺观保留的不动产交易契书，一类是僧人道士的专用书证——手本，再一类则是民间广泛流行的旗契(旗人契书)、民契(民人契书)。关于旗契、民契，笔者已有专门的考察，①(P891－901)这里只说明手本。②手本存世者堪称凤毛麟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醇王府档案》中藏有什刹海观音庵契书一套七份，起首为手本一式两份，道光十年(1830)六月初四、六月十四日各一份。其中，日期稍前的手本文字如下：

      具禀西北城关内鸭儿胡同观音庵住持湛一，为恳恩更名入册事：切此庵原系了尘住持，近因回住祖庭，今将此庵情愿请湛一在内住持，永远焚修。诚恐稽查未便，理宜禀明。伏乞城主老爷恩准金批入册施行。

      道光十年六月(朱笔添加：初四)

      观音庵，又名海潮观音庵，位于京城西北城关内鸭儿胡同路南，什刹海的北岸。雍、乾年间原为尼庙，后改僧庙。③据《乾隆京城全图》，该庵因适应什刹海北岸街道和建筑的走向，坐东北而朝西南，正院大殿三间，左右偏殿各二间，前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有小院，房(灰棚)两间。这种格局，直到晚清同治年间迄未改变(有同治十一年盛恺转香火契为证，见下文)。

      从上引手本可知，道光年间，观音庵原由僧人了尘住持。十年(1830)六月，了尘因“回住祖庭”，改由僧人湛一住持。为此，湛一写立手本，呈请更名入册。手本白纸墨书，呈报对象为“城主老爷”，钤盖有“僧录司管理西北城诸山事务”红色印文。手本上还落有朱笔批语：“旧手本存案”“奉印堂谕，准其更名入册。”将以上信息彼此参证，知手本呈报对象“城主老爷”，应指京城僧录司下分管西北城诸山(寺庙)事务僧官；而朱笔批语中提到的“印堂”，则指僧官上司即僧录司主官(正印或副印)。又，僧官批阅时，在手本“了尘”“湛一”名字上端右侧均加有朱点(、)或朱圈(○)，起提示作用；又在正文结束语之后加一红色大勾(“”，称朱勾)，表示正文到此结束，以防他人添写。这都是清代官员批阅下行文书时的惯用做法，称“标朱”。

      清沿明制，僧人道士由礼部僧录司、道录司管理。光绪《清会典》卷三六《礼部》载：“凡僧官道官皆注于籍。京师僧官曰僧录司，正印一人，副印一人，左右善世二人，阐教二人，讲经二人，觉义二人。僧官分设各城者，东城、南城、西城、北城、中城、东南城、东北城、西城南路凡八处。”对比“僧录司管理西北城诸山事务”印文，会发现一个问题：光绪《清会典》所载京城八处僧官，有“东北城”却没有“西北城”。究其原因，清代京城僧官的管辖区划，前后屡有变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京城寺庙清册：雍正年间京城僧官分设六处：东北城关、东南城关、西北城关、西城北路、西城南路、中城(皇城)。④乾隆年间改设八处：西城北路、西城南路、西北城、西南城、东城、东北城、东南城、中城。⑤道光十年(1830)手本印文出自管理“西北城”的“城主老爷”(僧官)，与乾隆清册记载正相吻合。至于光绪《清会典》所载八处，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例，已在手本写立之后，故与印文不合。⑥(P805)

      道光十年(1830)六月的手本共一式两份，除前引一份，尚有日期略晚的一份。两相比对，差异有二。其一为文字。略晚的一份在“近因回住祖庭”后多出“一人不能兼理二处”一句。其二为呈报对象、印文、批语。略晚一份的呈报对象为“印堂老和尚”(僧录司正印或副印)，印文为“钦命管理僧录司印务批”，手本正文后落有朱笔批语：“旧手本存案，准更名入册。”又在呈报日期“道光十六年六月”之上，朱笔加一“印”字；日期后朱笔添加“十四(日)”两字。这些都表明，稍晚的这份手本，系湛一呈报给僧官上级僧录司主官(印堂老爷)而获批准者。

      以上考察表明，寺庙转手(更换住持)，必须由新住持出面呈报；呈报程序，由新住持写立手本一式两份，一呈报所在城区僧官，一呈报僧录司主官；经僧录司主官和僧官批准钤印，旧手本存档，新手本更名入册。至此，新住持取得对寺庙的合法拥有权，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和保护。同时又说明，钤有官印的手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不过，同为法律文书，手本与民间契书(民契、旗契)还是存有诸多差异：①呈报对象不同(寺庙向僧录司呈报，民人向大兴、宛平两县衙门呈报，旗人向八旗左右翼税关呈报)。②呈报者身份不同(手本限于僧、道，民契限于民人，旗契限于旗人)。③呈报目的不同(呈递手本是为了“更名入册”，民契、旗契多用于不动产交易)。④转手理由不同(手本为“回住祖庭”“一身不能照料二庙”，民契、旗契多为“手乏无钱”)。⑤转手价格不同(手本无价，民契、旗契有价)。⑥纳税与否不同(手本无税，民契、旗契均按百分之三取税)。⑦形制不同(手本无官刻文书，民契、旗契书均有官刻契纸而形制各异)。⑧附加条款有无不同(手本无附加条款，民契、旗契均有违约责任等附加条款)。⑨中保人的有无不同(手本无中保人，民契、旗契均有中保人等具名)。这些区别或者有助于说明，手本在其形成之初，只是僧人道士向官府呈报寺观更名入册的文书，与民间流行的买卖契书，有着本质区别。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寺观不断转手的场合，手本作为住持合法拥有寺观的法律证明，逐渐被赋予了类似契书的性质。下面，仍以近代史研究所藏观音庵契书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近代史研究所藏观音庵契书一套七份，除前述道光十年(1830)手本(一式两份)，作为其下手契的尚有五份，包括转香火契两份，卖契两份，赠与契一份，清一色白契，生动反映了庙宇在僧人、民人间几经转手，最终转为王府私产的过程。

      前面提到，道光十年(1830)六月，观音庵改由湛一住持。据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下手契，当观音庵再次转手时，住持已是盛恺。盛恺是何时从湛一处承接香火(寺庙)的，两人是否师徒关系，已无从得知。不过，从契书“仝随庙字(指道光十年手本)一张”的文字来看，盛恺承接住持时，并未写立手本，当然也没有呈报僧官，而是采取了私相授受的方式。这种方式，成为日后观音庵转手的固定模式。兹将盛恺写立“转香火”白契，征引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