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严复手批“编订名词馆”一部原稿本

      

      

      

      1909年9月，清朝学部曾专门成立一个编订名词馆，负责编纂和统一各科新名词，为普及新式教育、发展新学术和推动宪政服务。严复被任命为编订名词馆的总纂。

      长期以来，学界仅知道当年学部正式定稿的一部分学科名词对照表的铅印本或抄写本，而严复主持名词馆时曾编纂的那些最初的“原稿本”，却一直未见踪影。人们一般只是从章士钊的有关回忆里，得知曾有过编纂原稿存在，且严复在这些原稿本上，还曾进行过一些“审改”。章士钊说：“七年(1918年)，愚任北大教授，蔡(元培)校长曾将(严复)先生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章士钊：《孤桐杂记》，1925年8月发表于《甲寅周刊》)1943年，章士钊在其名著《逻辑指要》里，又一次提到此事，还引述严复在逻辑学名词中英对照表原稿上反对将Logic译为辩学或论理学的一段批语：“此科所包至广，吾国先秦所有，虽不足以抵其全，然实此科之首事。若云广狭不称，则辩与论理亦不称也”。章氏还特别加括弧说明，“此数语吾从名词馆草稿得之，今不知藏何处。”(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逻辑丛刊”本1961年版《逻辑指要》第一章“定名”，第2页)

      后来，《严复集·编后记》的作者，在引述章士钊的上述文字后，接着写道：“也有人说，这工作并不草率，是认真的。无论草率还是认真，总还有这么一堆稿子，可我们现在连它的下落也不知道。”(中华书局1986年版《严复集》第5册，第1587页)的确，假若能看到严复审校的那些原稿本，能将其内容与定稿铅印本加以参照，或许能掌握对其工作进行合理评价更为有力的证据。

      根据章士钊提供的信息，笔者从《北京大学日刊》中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1918年3月25日，该刊曾刊登一则“北京大学启”，提到1917年2月间，教育部“曾经检具前清编订名词馆所编各科名词表草稿五十六册”，函送北京大学，“分交文、理、法、工各科学长会通教员详加讨论，冀收整齐划一之效”一事。一年后，恰逢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向教育部提交“请划一科学名词案”，教育部遂将此一提案，一并交给北京大学，函请其“并案核查办理”。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特别要求学校各科主任：“查此项名词表草稿，业经分别发交各科研究所，应请贵主任会同教员诸君，从事讨论，无任盼祷。”(《本校致各研究所主任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5日)由此可知，前述章士钊的那些回忆，基本上还是可靠的。

      只可惜，当年北大各科研究所的主任们如何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后来这56册原稿是否又曾返还教育部？我们均已无法得知了。难道当年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所编纂的那些对照表的原稿本，真的烟消云散了吗？

      编订名词馆留下的一部原稿本：《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

      实际上，清末严复总纂的那些名词对照表的原稿本，并非一部也没有留下。多年来，笔者对于清末学部的名词编订一事持续关注。2007年，笔者在翻检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科“名词对照表”定稿铅印本时，惊喜地发现，其中竟还保留下一本当年严复审校的原稿本，即《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国图的目录索引里，标注此书为“普通古籍”、“抄本、橙丝栏”，著者标为“魏易”，附加款目则写明是“学部编订名词馆编”。

      但查阅原文即不难判断，该文献实际上是魏易编纂并提交给总纂严复审核的《植物学名词中英对照表》的正式稿本，而非抄本。这种稿本形制，应当是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统一订做的，其封面上设有“编纂”、“分校”、“覆校”、“总校”四栏。“编纂”栏内填名“魏易”，或为魏易本人所填；“总校”栏里，则是严复本人那为人所熟悉的惯常签名。“分校”和“覆校”栏都空着，可见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当时并未有人做。可惜最近，笔者再到国图重检该稿本时，此一封面业已不存，只剩下一角残片了。另外，从该稿上所留的“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的藏书印可知，它在进入国家图书馆之前，曾被著名学者、福建长乐人郑振铎先生所收藏。

      稿本的正文部分，每页都有统一格式，左边书眉，统一印制有“学部编订名词馆”字样；右边靠格则统一纵向列有“定名”、“西文原名”和“简明注释”三栏，也是统一印制，均着红色。“定名”栏下，书写中文名词确定下来的名称；“西文原名”栏里，基本所列为英文；“简明注释”栏中，则标明所定之名的中文文献来源，同时也标明其植物所属分科。该稿本正文部分的文字，当为魏易用黑色墨笔书写(这从后来其回应严复批语的说明文字同正文书体一致，可知)；批语，则为严复用红笔书写。较长一点的批语，严复均用白色矩形纸条写好，贴在文本顶端空白处，让其自然垂下。

      综观上述内容，可以断定，这一文献无疑就是章士钊在回忆中所提到的那种学部编订名词馆的“草稿”，也即是定稿之前经严复审校过的正式原稿本。像这样的原稿本，据前面提及的“北京大学启”所知，总共应该有56册。遗憾的是，目前笔者还只是见到了这一册。

      该稿的原编纂者魏易(1880-1930)，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梵王渡学院就读，掌握了英语。后遇林纾，与其合译《黑奴吁天录》一书，一举成名。1902年至1904年间，他曾与林纾一道，在严复所主持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在《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中，魏易对所订名词的选用，基本本着“中国所素有者，悉从其旧，余则或为中国旧译之名，或为日本所译之名”，惟其合理即行采取的原则。其所用参考书，除了《本草》和《广东新语》等典籍外，主要使用了日本学者松村任三所编的《本草辞典》、《植物名汇》、日本积文社发行的《理科辞典》及英国“登而司氏”所译的《华英文康熙字典》等书。从总的质量来看，编者魏易虽作出了一定努力，但因他并非该门类的专业学者，其原稿本身还较为粗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