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解模式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交往范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正在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这些学者共同认为，交往范畴拥有广泛得多的内涵和外延，生产关系仅仅是诸多物质交往关系中的最根本的、基始性的一种。从这一点出发，有的论者认为，应把社会交往作为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第五个社会层次；[①]有的论者则从交往这个特定视点出发，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认为交往是唯物史观中最重要的范畴；[②]有的论者则希望在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统一的基础上达成对西方当代思潮的对话与批评。[③] 综观《形态》全文，马克思恩格斯既在日常语义层面上大量使用交往一词，从而形成了诸如人际交往、商业交往、战争交往等等一般性的用法（传统模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在严格的哲学历史观意义上审慎地使用交往范畴。就哲学历史观而言，作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关系，[④]如果不是指那种物质性的、基始性的、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合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呢？对传统模式提出异议的上述论者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认为交往范畴就是形成中的生产关系概念，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这两个范畴应当是不能共存的。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大量使用生产关系范畴的中后期经济学著作及手稿中，交往范畴（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也是同样使用的。新的研究还表明，生产关系范畴在《形态》中也已经明确确立了。[⑤]由此可见，传统模式的立论也是难以成立的。 通常以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普遍原因（阿多尔诺因此而指责马克思，说他想把世界变为一个大工厂[⑥]）。因为如此，人类社会历史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里蕴含一个极深的误解。[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是一个似自然的历史过程，仅仅是私有制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历史是一个似自然的历史过程；社会经济形态是特指排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外的、私有制社会的诸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经济矛盾不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仅仅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形态》与《费尔巴哈》中，即马克思恩格斯唯一的建构历史哲学的尝试中，他们实际上是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 在新版《费尔巴哈》问世之前，人们都以为它是一部完整的著作。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由五篇手稿组成的一部未完成手稿。那么，《费尔巴哈》何以是未完成的呢？——这不是一句无聊的闲话，而是涉及到讨论能否深入下去的关键。 传统解释认为，由于《形态》是直接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因此它的出版受到多家同情支持“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商的拒绝，以致只能是让“老鼠的牙齿批判”了。这仅仅解释了《形态》何以未能出版，而并未说明《费尔巴哈》何以是未完成的。 张一兵教授的近作《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科学批判理论的新基点》一文较为圆满地解答了这个问题。[⑧]张教授实际认为，《费尔巴哈》是注定不可能完成的。在1846年8月1日致出版商凯列斯的信中，马克思告诉对方：在发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克思还很自信地告诉凯列斯，这部著作（《形态》）在11月底之前将能够付印出版。[⑨]而实际情况是，被恩格斯称为“应首先发表”的《形态》之哲学部分、即《费尔巴哈》的创作在同年12月之后已经进入了一种再无进展的停滞之中。 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大体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则，并在此之上初步拟定了异质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新的批判思路。但是，在如何再在科学的基点上引出现实批判的结合点上，并未完成理论缺环上的最终联结。在1846年12月间，马克思批判地阅读了蒲鲁东的新作《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这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变革中最后一个重大突破的催化剂。1946年12月28日至安年柯夫的信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新哲学应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它的合法存在应仅仅作为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引导，并以一种隐性的方法发生在实证研究的功能运转之中。一切体系化的旧哲学必须终结。（因此，当有的论者企图以社会交往去补充、重新整合历史唯物主义时，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旧是一种体系化的旧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这时已经放弃了建构一个历史哲学体系的打算，作为这个体系的实现者的《费尔巴哈》也就自然地丧失了再继续进行创作的必要性了。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很快就传递给了恩格斯。我们看到，在1847年3月，原本积极要求出版《形态》的恩格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1847年3月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如果我们的手稿（《形态》）的出版会影响你的那本书（《哲学的贫困》）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重要的多。”[⑩] 为什么《哲学的贫困》会比《形态》重要的多呢？这是因为，对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实证的经济学研究要比反思性的哲学论证更富于实际的建设性和走向社会变革的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