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3)01-0160-07 19世纪后期，尤其是《马关条约》以后，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日益加剧，外国在华企业纷纷涌现。但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外国商人对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了解，蜂拥而至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以后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域文化中的市场环境，它显现出与西方商业社会截然不同的众多特征：千差万别的商业习惯、迥然各异的文化禁忌、复杂的关系网络等。陌生的商业环境无疑更增加了经营的风险、不稳定性和社会成本，如此一来，情报活动就在外国企业了解中国内地市场、降低经营风险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外国企业能够很快适应进而垄断相关行业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与其重视市场调查、具有较强的情报意识不无关系，但学界长期以来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① 在这方面，垄断近代中国烟草市场半个世纪之久的英美烟公司即是一个典型案例。英美烟公司是20世纪初由英美两国六大烟草公司合资组成的跨国烟草企业，“1902年来华时最初资本仅21万元，但至抗战前夕，其资本已达21554万元，比开办时增加一千多倍，年平均利润率超过50%，并长期占有近代中国卷烟市场的70-80%，居于绝对垄断地位”[1]。可以说，英美烟公司颇具特色的商业情报活动，是其在近代竞争激烈的烟草市场实现迅速扩张和垄断的重要条件。本文以英美烟公司为个案，通过对其商业情报活动的考察，揭示外国企业如何通过情报活动适应近代中国复杂的商业和社会环境，亦在于说明网络化、制度化的情报活动亦是外国企业了解、渗透进而控制近代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 一、对情报活动的高度重视 对于初入中国的外国企业来说，“中国多得异乎寻常的商业惯例和社会习惯”，使之“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情报，几乎不能了解中国的市场”[2]。由于各地方市场在具体市场行情、消费习惯等方面区域性差异较大，再加上文化、语言隔阂，使英美烟公司等外国企业“必须应付许多变化无常的事，诸如远方的顾客喜爱什么产品，他们应在哪里出售产品、数量多少，以及怎样的价格人们才会购买等等”[3]。因此英美烟公司非常注意“调查吾国之物产，探查国人之嗜好”[4]，搜集各地经济、社会情报，以增加对内地市场商情的了解。 1902年英美烟公司进入中国之初，就以上海总部为据点，经常“派外籍职员沿江溯流而上，远赴长江沿岸和华南地区调查市场情况”，英美烟公司负责人对早期市场调查“尤为注重”，甚至“以身作则，往内地旅行，饱尝艰苦”[5]，通过旅行调查的方式，公司“主动与地方市场中的本地商人建立联系，通过这些地方商人全面掌握当地市场情况，建立据点，而后再深入内地，巩固华北、东北等其他市场”[6]。除旅行调查形式之外，公司还要求全国各地方卷烟经销商定期汇报当地市场之商情：“必须将当地市场之价格变动、农业生产、收成丰歉、捐税增减、汇兑行市、收入水平以及人们消费偏好等商情信息一并记录汇报，以备公司决策参考。”[7]上海总公司的董事经常巡视各地办事处，“鼓励地方职员增加、改进地方市场的知识”[8]。公司的倡导和督促使各地职员和经销商养成了注意搜集市场信息的习惯。山东诸城的一个代理商经理，竟制作了一抽屉记录当地社会信息的卡片，“凡当地之物产、风土、人口、灾害、疫病无不有历年详细统计，尤其对于当地政治人物的家庭情况、特点，各地方势力关系更有详细调查，周围三百里内的情况，尽在其中”[9]。由此可见英美烟公司在地方市场的情报活动之一斑。 另外，随着西方国家对华资本输出的增长，各行业的中外竞争逐渐加剧：“近世商战之声浪，若怒涛之澎湃然，各逞其能，各炫其技，以互相角逐于世界，孰胜孰负，变在俄顷”[10]，其中尤以烟草行业最甚。据统计，继英美烟公司在上海设厂后，自1906至1924年在沪设立至少有13家外资烟厂。[11]华商烟厂，更是接踵而起，仅上海一地，就多达35家。[12] 英美烟公司深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烟草市场，对竞争对手应当“密切地注意他们每一点动向”[13]。1912年，英美烟公司主动加强对竞争者情报信息的调查，专门设置“敌牌部”，由上海总部直接领导，负责调查竞争对手的各种情报信息。英美烟公司在给地方经销商的训令中不厌其烦地详细指示情报搜集时应重点注意以下事项：“一、渠等(指竞争对手，下同)销售何项牌子；二、制造家及批发输入家之名暨该项货物在何处制造者；三、此项牌子之价目及所给与同行之回佣若干？四、此等牌子之装式，详细查明；五、特别赠品如花红，赠品及箱内赠品等类之详细情形；六、本处货物之来源；七、竞争家系用何法销售其货：甲、渠等是否施行特别广告？乙、渠等是否逐家兜售？丙、渠等是否售现抑或赊账？八、敌牌之每日销售若干，逐牌查明。”[14]公司还提醒经销商们“常须留心采访关于敌牌之消息”，并要求经销商“缮写报告时，须将自己个人以为适合于抵制该地段内敌牌之方法，备细列明”[15]。在上海、天津等华商烟厂集中的城市，英美烟公司“派出许多坐探深入华商烟厂，刺探彼等生产计划、人事变动、每天开工人数、生产牌子、产品质量和数量等情报”[16]，此类情报活动效果显著，正如有经销商在关于敌牌销售的报告中说：“敌牌是没有立足或发展势力的机会的，因为我们密切地注视着它们。”[17] 除此之外，近代中国政治环境动荡不安，尤其是英美烟正处于市场扩张阶段的北洋政府时期，其时可谓派系林立，政争激烈，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地方势力“无不厚蓄兵备，竭地方之财以养兵，即挟所养之兵以敛饷。中央与地方皆将控制优良税源为扩充财源之道”[18]。像英美烟公司这样作为优质税源的大型外国企业，自然成为税源争夺的首选对象。因此，能否及时嗅探到官场信息，与政府当局、各方政治势力“有良好之合作”，“关系公司前途，甚之生死”[19]。英美烟公司自己也意识到“要晓得官场中正在干些什么，那真是太困难了，因为除非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否则我怕有一天早上醒来，我们会发现事情已经发展得无法挽救了”，因此“知道他们正在干些什么，这看来是绝对重要的”[20]。1922年，英美烟公司高薪聘请著名买办沈昆山为公司顾问，沈不仅具有西方教育背景(191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晚清洋务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贵州巡抚沈瑜庆之子，又曾任职于北洋政府海军部，在政治官场“颇有私人关系”[21]。利用沈昆山的特殊身份及其关系网络，与北洋军阀各派系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是英美烟公司的意图所在。正如时任英美烟公司董事娄斯所说，“是要有人能真正探知官场里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而做到这一点，“靠一个外国人或我们经常雇佣的那些普通阶层的中国人去了解这类情况是太困难了”。在聘定沈昆山之后，英美烟公司的外籍董事们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国)当权者”，并且认定沈昆山“将成为本公司一项极有价值的资产”[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