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

      道光、咸丰朝的禁烟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毒品走私情况，史学界比较关注毒品输入量与白银外流之间的关系，以及白银外流引起的国内贵金属减少和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有学者根据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一书所披露查顿—马地臣洋行(Jardine，Matheson&Co.)账本等英文资料，对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的统计数据进行了补充和修正。①有学者查阅更多资料，并对相互矛盾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研究，得到的数据更加接近史实。②还有学者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毒品输入情况的对比分析，认为毒品输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十分严重和复杂，仅局限于白银外流、银钱比价发生波动是远远不够的。③

      学界历来重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研究，在林则徐收缴鸦片与虎门销毁方面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同时围绕1838年的禁烟大讨论，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的对立。④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弛禁派”，当时参与讨论的29位将军和督抚无一不赞成禁烟，只是在对待吸食者是否采用重刑方面存在一些不同看法。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也是关注的热点，但由于现存中文档案资料甚少，当事者又没有留下笔记资料，因此相关论著大多语焉不详，甚至被误以为清朝官员迫于兵饷筹集压力而主动解除了禁令。⑥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英国议会文件中发现，从1841年2月26日巴麦尊(Palmerston)训令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促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开始，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为止，英国的这一外交图谋历经18年最终实现。⑦

      那么，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2-1858)，禁烟政策是否得到了继续贯彻和执行？尤其是《查禁鸦片烟章程》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半途而废？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引起讨论。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试图从刑法学角度，以历史学方法对于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一、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明禁暗弛”局面的形成

      由于史籍记载简略，档案资料整理公布不久，史学界对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禁烟政策缺乏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清廷是否继续坚持既定的禁烟政策？1839年6月15日公布的《查禁鸦片烟章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是否得到贯彻和执行？需要借助系统的档案资料加以研究。

      晚清时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奏报打击毒品犯罪较多的年份通常就是禁烟运动达到高潮时期，禁烟运动的成效与禁烟文件的数量基本成正比。应当说，打击毒品犯罪奏折数量的多与少，反映了清政府对于毒品犯罪重视程度的变化。下表统计情况与上述现象基本一致。

      

      由上表可以看出，1842-1850年平均每年有12件犯罪文件，1851-1859年平均每年只有7件。在查阅的173件奏折中，奏报吸食鸦片的最多，有97件；其次是奏报贩卖鸦片的，有49件；奏报种植罂粟的最少，只有11件；讨论综合性毒品犯罪的有16件。由于存在多件奏折报告的是同一案件的现象，173件奏折所记录的毒品案件只有94起，这与当时全国实际存在的贩毒、吸毒和种植罂粟犯罪人数相比，相差悬远。1842年以后，毒品犯罪的奏折数量越来越少，显然不是毒品犯罪越来越少的反映，而是清政府禁毒力度逐渐减弱的结果。

      就各地区破获的案件来看，京师与盛京两地数量最多，合计44起，接近全国破获毒品案件的47%，这说明禁烟政策在京师和盛京得到较好的坚持。在18年中破获毒品案件较多的是直隶、福建和贵州三省，各有6起；其次是山西省，破获4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广西、新疆等八省区，各为2—3起；吉林、山东、湖北、云南和西藏等五省区，各有1起；除蒙古情况比较特殊之外，四川、湖南、陕西、甘肃和黑龙江等五省竟然没有破获一起毒品案件。⑧无论是有所查获还是无所查获的省区，破获的毒品案件数与严重的毒品犯罪形势相比，存在着巨大反差，可以说成效甚微。

      (一)种植。从1842年到1859年，涉及禁种的公文共11件。在这些公文中，讨论禁种措施与弛禁政策的有9件，奏报违法种植罂粟案的只有2件。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1840年4月12日，署天台县知县高振宛在潘家嶴发现村民朱泳丁、杨士覆种植罂粟，旋即派人铲除并先后拿获抗拒者36人，种植罂粟1人，共计37人。由于中英战争，此案审理推迟两年多。主犯杨士覆、杨人截、杨士彩、朱甫升、朱泳品、杨兴业、杨庆三等先后死于狱中，其余人按照抗拒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徒流、杖责等刑罚。⑨这一案件发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第二个案件发生在1851年6月26日，在盛京发现有人在菜园种植若干畦罂粟，已到收浆、制作鸦片之时。案犯杜继耀在被捉拿后，对于私种罂粟，收割鸦片图利罪行供认不讳。盛京将军奕兴认为，私种罂粟的风气不可开，必须加以严惩。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