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2－0013－08 近代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迁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晚清“新政”的渐次展开，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变革的连锁效应，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动。与此相应的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面貌的社会变迁，这事实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城乡一体发展的基本模式，城乡之间的“背离化”趋势日趋严重。一方面，中国城市社区的畸形发展加速，扩张显然，另一方面乡村社会则急速衰退，凋敝不堪，陷入空前危机之中。这次乡村危机触发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它既包含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固有的弊症，也凸显着近代社会转轨、重构中的困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学界、政界或社会各界争相引论纵谈，一时聚为时政焦点和理论热点。而作为舆论载体的报纸杂志自然成为这一时代脉动的一环。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①《益世报》②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其中《东方杂志》对于“乡村危机”这一时代性话题一直给予持久而热切的关注，并与纯然的专业性、对策性话语趋向略有不同，在其言论的选择取舍中，亦可概见其特有的社会关怀。 一 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综合性杂志，也是商务期刊方阵中当之无愧的“龙头”，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它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凝聚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关注着近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几乎是全景式地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代史，堪称半个世纪中国的缩影。始终将其视野建构在时代性和社会性双重基点上的《东方杂志》，无疑有更敏锐的感触和领悟，引领性地率先对乡村社会变迁以及乡村危机给予高度关注和集中表达，并由此扮演着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怀”的角色。 1927年《东方杂志》以“农民状况调查”为题，举办第一次定期征文，要求应征者的文章要“注意于农民疾苦实际情形之说明……当以报告事实为主，切勿流于空洞”。③随后，根据征文情况推出了“农民状况调查”专号，集中刊载了16篇农村调查研究专文和23篇《各地农民调查》的“征文节录”(1927年第24卷第16号)。从如此大篇幅的专题栏目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乡村问题首次聚合为杂志关注的重点。这当然不是农村“大革命”风潮的正面呼应，而是对隐然而见的乡村危机现状的一次广泛求证。这次征文可以看做是《东方杂志》对“乡村危机”的第一次清晰呈现，但它对乡村的关注却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 1904年创刊后，《东方杂志》主要是以“选报”的形式来刊载其他媒体的一些文章，极少有原创作品的发表。该时期选择的作品中就不乏关于农业与乡村的文章，例如节选自《羊城日报》的《论考察农业》(1907年第3卷第6号)描述了日本农业的基本情况，主张向日本学习农业基本技术；再如《论中国宜求为工业国》(1907年第3卷第10号)一文，节选自《商务官报》，描写了中国农业的衰败，开始出现了对中国农业衰落的描写和对立国事业的初步思考。1910年前后，《东方杂志》则呈现出对于乡村民变记录的高潮，1909—1910年两年，各地民变的记录共有40余条，平均每期达3条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晚清地方自治的政制变动与乡村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社会状况。 1912年之后，相对集中的“民变”内容基本消失，政治动荡与社会动乱的关注点随着民国的成立而转移。但《东方杂志》关于乡村社会的报道和记载的文章却并没有消失，其探讨的问题反而显示出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此时《东方杂志》上讨论乡村问题的文章大多译自外国学者的专著，所论主题几乎都集中在中国农业发展迟缓问题方面，并且普遍都将中国农业停滞不前归因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关注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农业技术的改良，尤其是对农业机械化的提倡等等。“现代之农民，则用脑力多而用筋力少。观于美国之农民，其农圃机器之发达，良足令人惊异”。④此时的论题都未曾触及现代化压力下的中国乡村问题，而只是对农业技术发展提出一般性建议(并没有一个深入且系统的政策建议)。从民国成立至20年代初期，杂志上关于乡村社会动乱的报道比较罕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以及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造成的区位势差，使得近代中国乡村问题日趋呈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乡村问题进行关注并发表言论，但其时尚未成为社会的焦点；社会舆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局势的研判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时政问题上。 进入20年代后，《东方杂志》给予乡村社会问题关注的篇幅日渐增多，几乎每期都有专题研究和讨论。1920年《东方杂志》开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开始集中讨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严重的米荒及其相关的乡村问题。1920年夏，上海米价突然暴涨，引起低收入阶层的暴动，工人罢工、饥民抢米、商家歇业、穷人自杀等事件不断发生，遂促发上海及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动荡。这是民国后上海发生的首次粮食恐慌，它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强烈反应，“各种报纸都有详细的记事，并且有许多讨论的文章”。⑤《东方杂志》特设“米荒问题之讨论专栏”，汇集著名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如穆藕初、⑥邹秉文、⑦董时进、⑧杨端六⑨等人，以专题文章方式探讨米荒问题。他们并没有就米荒而言米荒，而是透过这次米荒论及中国农业、中国乡村的深层次的问题。他们普遍认识到，表面上这次米荒由官商勾结，托名军米，私运出洋，导致米谷匮乏、来源不继而造成，但从根源上讲，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衰落，人口的暴涨，粮食流通的不畅，经济作物挤占农田，近代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再加上“外米之输入益甚”，⑩这些才是造成米荒的根本之因，解决米荒的“积极的治本方法将奈何，曰惟务农而已”。(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