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1-0149-16 民国初年人们最大的卫生大敌不是慢性病，而是急性的传染病。在抗生素进入中国之前，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可谓少之又少。如果进一步追问所谓近代中国的卫生现代性表述的话，那么，将阅读报纸作为一种大众知识传播之媒介，乃近代社会发展之重要特征。①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有关从近代报刊广告、杂志图像中寻找历史研究的题材已成为近代史研究者的热门研究路径，医疗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各种论题推陈出新之时②，我们也不能忽略过往历史和现今意义的联结。本文即用“痧药水”的案例，来说明近代药品知识如何传播、透过媒体融入医学与日常卫生话语后，反应至一般人思考疾病与保卫生命方式的整个过程。“痧药水”不同于许多已经消失的老药品，它仍存在于现今社会，分析这个过去曾红极一时的药品，或许可以帮助吾人理解近代疾病、药品、商业行为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凸显医疗史的多样性外，更将一种商品、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发展做一种紧密的联结。本文也将略为讨论该药水所牵涉之医学论述、争议，希望能更宽广地解读医疗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因为近代“痧药水”牵涉可以治疗的疾病种类太多，史料更是庞杂，故本文拟先就近代以来上海《申报》内的资料为主，配合医书文献，来展开研究。③ 一、近代痧药水之诞生及其社会脉络 至早于1873年，《申报》即记载：“同治甲子年多瘟疫，乡约董事某拟就武圣宫施医，其初并不劝相，请定内外科某先生，单日为期，每月酬金三元，择日开期，并送痧药。”④可见痧药在清末出现时即以慈善赠药的形式出现，但当时似未具“药水”的剂型。来年，该报记载有人“半途忽患痧症，晕眩于道左，适有粤妇以痧药救之，渐得苏醒”⑤。可见发痧是一种常见、突发的日常症状，一般人身上也时常备着“痧药”，随时可用来救人。至于“挑痧”之技术，更为救命之法，这样的故事非常多，但总体上清末多于民国时期，例如： 昨十二点，本埠潮阳楼对面之本基上有一人痧发凉绝，唇齿不开，旁人请剃匠针治，据云已不及救，于是观者甚众，当有人代请精于挑痧之朱某施治，朱至用金针刺入其腹，其人呻吟数声遂苏醒，并服痧药旋即全愈。⑥ 又案： 前日将晚时，有老人某甲行至英租界泥城桥西，忽然倒地，有好善者见之，知系急痧，给痧药与服并招剃匠为之挑痧，血色已紫，旋得稍愈。⑦ 晕厥倒地乃至唇齿不开，是“发痧”的常见症状，而这些操作“挑痧”技术的人，往往都不是医者，乃下层工匠者流。服“痧药”是常见的处理方式，“痧药”的名字相当多。令人惊讶的是，非医者的众人，似乎都识“发痧”之症，围观者竟异口同声做出同一诊断，似乎它是常见的疾病。 “痧药”与“霍乱”的关系也在此时显现。民国中医谭次仲曾说，霍乱之险“为急性传染病之冠”，死亡率在70％以上，是近代第一重大传染病。⑧晚清报载：“霍乱吐泻之症，津人名之曰转腿肚子，不终朝而便成不救。入秋后，此症由远而近，先行至大园土地庙地方，渐传至紫竹林。虽据医士称痧药可治，即牙关紧闭，将药吹入鼻孔，复以针刺其手腕出血，当可回生。然究未知能如所言否？”⑨此处是用服痧药加刺血之动作来治疗，但笔者考察，之后渐渐少见，大多只服痧药即可。当然，报纸也记载“吊脚痧”(霍乱)的治疗和预防方法，虽然“痧症”可能囊括了“吊脚”之名，但还是有人建议初起时不要服用“痧药、红灵丹、辟瘟丹、救苦丹等药”，只有说明要使用“辛”或“辣”的药，因为真霍乱属于“阴寒”之病，所以要用一些辛热的药物，这个基调，后来成为“痧药水”制药的共同特色。⑩1891年，沪北一家公司的董事又说，过去遇到人罹患痧而起“螺”(真霍乱显症)(11)，“医治乖方，即肇丧身之街敝所”。所以他自己买药施药，也将他人转交之痧气丸500瓶，同惠堂救急良茶200包、信昌号痧药水10瓶等一起转赠。(12)可见“痧”与霍乱甚至被视为同一病，而且很多“痧”字辈的药品都可以医治霍乱。 晚清救疫的工作，也让痧药有了伸展的舞台，而有时史家很难去分辨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染病。1878年，天津爆发疫病，“每多风邪、口眼皆歪”。但当时救疫之举措，官方商请药房帮忙，于督府辕邸准备多种应变药物，包括痧药藿香正气丸、灵宝如意丹、梅花点舌丹、人马平安散等药(13)，作为慈善之用。也曾有记载，安徽一位官员，见当地乡民正举办迎城隍神会，担心会中人将沾染“痧气”，所以特购“痧药”施送，也顺便奉茶，结果安徽人民大多感念称颂。(14)足见当时“痧药”种类甚多，而其作为慈善赠药之物品，晚清以来即是如此。笔者也发现，渐渐有一些中药房开始生产“痧药”，并透过报纸加以介绍，例如诚一堂即刊出有卖各种痧药、戒烟丸，还包括塘栖痧药、八宝红灵丹、诸葛行军散、紫金锭和一些补养药物或鸡眼药膏。(15)晚清的药房与善堂甚至会选在特定季节，如瘟疫好发的夏季来发送痧药。例如报载：“连日酷暑而未得小雨，闻病暍者已不乏其人。沪上如同仁、辅元各善堂，业经配合痧药及正气丸分送，防患未然，甚盛事也。……似须仿照去年豫赈成规，多备痧暑等药与银米并放，尤为当务之急。”(16)如此发放痧药与赈济物资的社会机制，大概也在此时成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当然这里面不乏反对的声音，例如有谓：如服痧药，“苟无暑气者服之，则腠理一开，暑邪易入，因而驯致大病”(17)。虽然不乏这样的呼吁，但是仍可看到该药相当具有市场，甚至从“痧药”逐渐衍生出“痧药水”的剂型。1884年暴发春瘟，上海绅商与一般商家都慷慨捐助“(纯阳)正气丸”，上海北边的戏鸿堂笺扇店，“乐助吴郡徐氏虔制急救治痧药水，装玻璃瓶内计二百四十瓶，用法另有仿单，据说立见神速功效倍常”。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甚至发出通告，请各方善心人士是不是能捐赠这种药水到灾区，一起和赈银压箱前往。(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