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吉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原文出处:
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仪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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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2-0105-09

      民国元年唐绍仪任总理的北京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它是依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唐内阁存在的时间很短,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不过,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它却具有重要意义。唐内阁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它为何成为一个短命内阁,在它存在的期间做了些什么事情,应当如何评价它,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些探讨。

      一

      1912年3月13日,根据《临时约法》,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南北统一后的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即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据载,唐氏作为总理人选是立宪派人士赵凤昌(竹君)提出来的。《张謇传记》的作者刘厚生说:“据我所知,在双方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之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提出同盟会会员。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在讨论此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凤昌是官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凤昌开口说:‘我是地主(按此开会地址是上海南阳路惜阴堂赵氏私宅——引者)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备诸君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按唐绍仪字——引者)先生最适当,只要孙、袁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拍掌,表示欢迎绍仪入党,同时即决定请绍仪为国务总理,此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1]另一则记载亦可为旁证,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说:“至袁之异志,人所共见,则冀纳之于宪法之中,因之南京临时国会先制约法,继以孙宣言让贤,选袁为首任正式大总统。约法定责任内阁制,总统无施政之权,且移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又应以党人为首任内阁总理。袁初勿之允,几在惜阴堂辩论调处,终以唐绍仪加入同盟会为内阁总理,粗偿南北之愿,事始克谐。”[2]上述资料表明,唐氏作为总理人选,其条件是南北双方都能接受。以孙、黄为领袖的革命党人之所以能接受唐氏,一是认为唐氏作为北方谈判代表能积极赞成共和,可以引为同志: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唐氏作为袁世凯的亲信在加入同盟会之后可使之牵制袁氏。唐氏本人当然乐于担任总理一职,但对袁氏而言,接受唐氏任内阁总理,便有点勉强。虽然他未公开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不乐闻这位有20余年交谊的挚友成为同盟会的成员。按照同盟会人士的看法,“唐本纯粹袁系人物”,[3]这种说法,是不容否认的。不过,袁世凯对于自己营垒中的人,大概从来就不曾对谁完全信任过。武昌起义后,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凯,并由他组阁,袁氏遽尔旧部未集,用唐绍仪、梁士诒为他赴京就职做准备工作。①随后,唐被袁氏任命为南北议和总代表,而其中的代表之一杨士琦便是用来监视唐绍仪的。杨士琦对唐热衷和谈大唱反调,对亲近说:“我不解少川当此时势,为何如此兴高采烈呢?”论者以为,此语“可以证明袁世凯早有预备牺牲唐绍仪之决心,而绍仪不知也。”[4]唐之南行议和,于袁等本意,是挟北和南,借南制北,[5]并以此策达到溶南代清的目的。然而在孙中山返国之后,居然被南方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使得袁氏愤极。为使唐有回旋余地,梁士诒私下劝唐辞职。[6]袁乘机行动,不仅免去了唐氏议和总代表职务,拒绝承认唐伍议定各节,也取消了国民大会选决国体的协议,停止南北议和,由其直接代表北方与南方讨论一切。故袁对唐氏之不悦,于此已有表露。

      袁氏在免去唐氏议和总代表的职务后,仍让唐留在上海,由梁士诒与其协调一切。《梁士诒年谱》载:“先生赞翊共和,其心尤苦,其事至多,所能与统筹兼顾者,惟唐少川一人。唐又以代表南下,先生不能不力任艰巨,以促成共和之局”;“而袁唐间有不能融洽及宣达者,均赖先生为之弥缝。”[7]梁士诒当时担任邮传部大臣,实则为袁氏的总文案,他引进叶恭绰等交通系人物作为助袁倒清的工作班子。

      唐绍仪是交通系的开山祖,他虽然不算交通系的一员,但与该系关系密切,他当然也希望交通系能发挥作用,支持袁氏。交通系诸人如梁士诒、叶恭绰、周自齐、朱启钤等确实为袁氏取代清王朝,作出了贡献。在唐绍仪被免去议和代表之后,袁氏采取了以下四条倒清的办法:(一)以军用胁迫亲贵王公等;(二)以各处(驻外使臣、军队将领)电奏退位,胁迫清帝;(三)以内阁合辞密奏,恫挟皇太后;(四)以优待条件为诱饵满足清室及满、蒙、回、藏。[8]这些举措后来之所以奏效,大多与唐、梁、叶的活动有关。其(二)完全由梁士诒策划;梁氏是(三)项的主要参与人员;(四)项优待条件,主要是退位第二诏,“此条件文字,盖经往返商讨数十次而后定。皆由先生(指梁士诒——引者)与唐少川先生居间传达。南方则由汪精卫先生主稿者居多。每次持稿人奏皇太后,则先生与赵秉钧也。太后逐字讨论,见解明决,对宗庙陵寝最为注意。又是时禁卫军为良弼所统,阻力甚大,故第八款特设专条,其原稿只‘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一语。太后谓用‘编制’字样,则将来之陆军部尽可随意改编,殊为不妥。乃用叶君恭绰之议,加‘额数俸饷悉如其旧’八字。”[9]对袁氏而言,解决清廷问题,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处理南方的问题。对此,唐绍仪作了充分的配合。当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1912年1月15日,北京方面曾让唐质问伍廷芳,“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孙断言,“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唐本人也一再向袁保证,南方无反袁之意。唐氏以其本身对袁的拥护,再加以又得到南方的认可,这样尽管袁氏曾认为唐绍仪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议长。似未考虑以唐任总理,[10]但最后还是接受唐作为内阁总理的人选。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据3月16日公布的由袁唐向孙中山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外交部陆征祥,内务部赵秉钧,财政部熊希龄,教育部范源濂,陆军部段祺瑞,海军部蓝天蔚,司法部王宠惠,农林部宋教仁,工业部陈榥,商业部刘炳炎,交通部陈其美,邮电部梁士诒。”[11]这份名单是经过与南方协议后提出的,它包含了南北双方及立宪派人士。袁氏控制了强力部门,如陆军、外交、内务、财政等部人选。当时南方部分党人要求黄兴任陆军总长,态度颇激烈。但袁氏坚决反对,黄兴本人亦不愿陷入此政争中。至“29日下午4时孙总统、唐总理及各部总长由胡(汉民)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求其同意,于6时开会进行投票”。到会议长、议员39人(一说38人),以得20票为通过。结果,唐所提名单,除交通梁如浩仅得17票未获通过外,余皆通过。即外交陆征祥(38票)、内务赵秉钧(30票)、陆军段祺瑞(29票)、海军刘冠雄(35票)、财政熊希龄(30票)、教育蔡元培(31票)、司法王宠惠(38)、工商陈其美(24票)、农林宋教仁(34票)。[12]唐绍仪建议改由汤寿潜长交通,遭到与会参议员全体反对,结果只得暂由唐本人兼任。30日,袁曾发表黄兴为参谋总长,黄不就。31日,又发表黄为南京留守。4月3日,黄兴宣布暂留守南京,俟布置大定,即行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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