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5—0166—07 “晚清政治史”学科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与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有所区别，有其独立性。大致说来，中国近代政治史主要从革命史角度，探讨和揭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研究时段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时段虽然也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迄于1912年的清帝退位；既研究晚清70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同时也研究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活动，以及这一时期的官民、官绅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和权力斗争，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政制、法律和军事，边疆治理等等，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庞杂。以下根据国内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对2009-2011年度国内学界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作一扫描，以窥一斑。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历史周年意识” 就2009-2011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三年。在这三年里，适值晚清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诸如2010年为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110周年，2011年为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和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60周年。受此影响，晚清政治史在过去的3年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研究中固有的“历史周年意识”。这首先表现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上。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宣告了清朝的灭亡，同时也在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2011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自然成为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热点。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和文献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成果，有待进一步消化，兹不申论)；许多学术刊物都登载了有关如何看待和评价辛亥革命的文章。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辛亥革命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周年纪念意识，但学界基本上还是固守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辛亥革命持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例如，对于辛亥时期革命与改良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许多学者就不再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而认为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王建朗研究员在文章中就明确指出：“革命与改良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对立选择，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是要在中国建立起近代民主政体，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只是在实现的手段上存有分歧。两者都主张扩大民权，但一个要限制君权，一个要彻底取消君权”，“辛亥革命是社会各阶层踊跃参与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是革命党人的革命，也是曾经反对过革命的立宪派所参加的革命。立宪派以他们对革命的参与表明：革命是正确的选择，现实的选择。”①又如，对于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中提出的通过军政、训政，臻于宪政的“革命程序”理论，以往许多论著持批评态度，认为“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郭世佑则在梳理该理论的形成及其在民初的实际运作之后，加以重新评价，认为“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人民素质不够就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民国法治与宪政的成效”，并指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因受形势所迫，未经训政而试图直接进入宪政，这正是民初民主政治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孙中山本人对此也有所反思。②再如对于辛亥革命所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所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学者撰文充分肯定它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③“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时代特点，”④“辛亥革命在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上，具有极大的现代性，是中华民族历史融合的新起点；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实现民族融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新阶段”，⑤“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⑥但也有学者实事求是地指出辛亥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并非一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关于满汉关系问题上的看法和见解各有正确和谬误之处。⑦ 此外，在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评价上，学术界的视野也更为宽广，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主张有必要将它既放在一个长时段中加以审视，同时又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其中，著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章开沅先生颇有代表性地提出三个100年的观点，即总结辛亥革命前100年的中国和世界的状况，考察辛亥革命后1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展望今后10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所遇到问题；在此宏观背景下，重新看待和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⑧针对近年学术界出现的一些否定辛亥革命的论点，著名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先生专门撰文，对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指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那种一相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终究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⑨ 2010年为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学界的历史周年意识虽然不及辛亥革命强烈，但受此影响，学界也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如相关学者就庚子年张之洞的动向及有无帝王思想展开学术争论。孔祥吉根据日本史学界新发现的宇都宫太郎日记及张之洞的表现，认为张之洞庚子年在内心深处存在独立称王思想。⑩李细珠和戴海斌则撰文提出商榷意见，认为孔祥吉先生的观点不能成立，张之洞庚子年的活动不足以证明张之洞有谋异动的野心，所谓张之洞庚子年的“帝王梦”之说难以成立。(11)此外，孔祥吉和戴海斌还就义和团运动中亲庆王奕劻和清朝官员李秉衡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12) 再者，承戊戌变法110周年之余绪，学界就戊戌时期的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孔祥吉与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合作，以外务省档案为线索，并利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信目录》，简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重要活动，尤其是揭示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出自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并指出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上谕、国书，并派遣军机与总署大臣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13)马忠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就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补正，诸如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计划，以及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细节等。(14)茅海建则积多年之研究，出版《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计83万字，就康有为所著《我史》从甲午(1894)至戊戌(1898)的5年记录，逐条进行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并对康有为作伪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读者澄清了以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也为研究者正确地使用《我史》乃至其他戊戌变法史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同时，茅海建还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就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动向推出5篇专题论文，这些专题论文资料翔实，考证严密，深化了对张之洞人物和戊戌年间政局的研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