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6-0107-12 19世纪后半叶围绕越南问题爆发的中法战争，前后持续不足一年半，但其酝酿则可远溯自同治末年。在此过程中，清廷内部曾就和战的一个重要诱因——“保藩”与“固圉”问题纠结不已，而这实与中国传统“守在四夷”认识下难以割舍的藩属“体统”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种以往视为“当然”的“体统情义”，在面临“他族逼处”的“千古未有之奇局”面前，却使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中越近边地方的“区画”问题正是于此际在清廷内部萌生。 此议最先由两广总督张树声提出，此后则有李鸿章、曾纪泽等人在中法交涉中所积极运动的“分界保护”之说，直至中法战后清廷在中越界务谈判中的力争“瓯脱”之举，其变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近来学者皆已认识到清廷在“保藩固圉”问题上态度的微妙变化，但缺乏对清廷近边筹划方案作纵向的考察，关注点多集中于“中立地带”、“分界保护”以及相关的中法交涉方面①。而对于其中缘源流变的梳理，将有助于探究清廷在经理中越边务过程中，时人对于中越缘边的一般认识，以及在“他族逼处”“创局”下清廷的思考与措置，从而进一步了解晚近以来清廷处置中越边务的前后发展脉络与总体趋向。 一、“他族逼处”：中越缘边新情势与“经营北圻”之策的酝酿 中法战争以前中越疆域间之“界限(限界)”，与今人所谓国与国间之“边界(国界)”相去甚远。对此，越南史籍甚少提及，据《大南实录》所称：“本国(越南)疆界北邻大清，西南接暹罗、缅甸，从前应有限界在何处，向来国史罕存见闻，亦寡节次。”越同庆元年(1885)越廷机密院在拟修本国疆界汇编时，甚至不得不以“悬赏格或以所见闻咨祈考验”的方式寻找根据②。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多见于会典通志，但据后来李鸿章转法国勘界大臣狄隆(Charles Dillon)所称，以此种“地理志为定界根据，究竟明白有识者，以为不能照办，盖因其地里不准，且地方过大”③。在这里，作为“明白有识者”的狄氏显然是在用近代西方的划界眼光认识中越间的传统疆域“界限”，故有此感。 相比会典通志的记载，身任疆寄的边吏们则有另一番描述。乾隆八年(1743)，署两广总督策楞曾在细查中越边情后奏称，广东廉州府所属钦州西境有古森一江“系天然中外界限”④，而南宁、太平、镇安三府，皆与“夷境”接壤，“中间以山为限，山之外为安南，山之内为各属土司”⑤。但此说只是策楞理想之言，事实上中越交界地方并非处处皆有如此判若分明之“名山大川”。两广总督福康安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就指出，中越沿边除了要隘外，其余多为“平坡衍阜”，“中外交界处所，不过列木为栅，垒石为墙，掘沟为堑”⑥。而在交界地方所设置的关隘哨卡及栅、墙、堑，又如广西巡抚舒辂所指出的一样，“原止随地布置防守，非如西北边墙，划然分定中外。故有虽在隘外而仍系内地者”⑦，情形颇为“浑涵”。 此种情形到了晚近表现得更为明显。光绪十一年(1885)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人就称：“越南北圻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华离交错，未易分明”，但奕劻等人却认为，因为越南“从前属在荒服，彼此居民久安耕凿，自无越畔之虞”。此话显然过于一厢情愿⑧。两广总督张之洞就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是年十二月，张之洞在查明钦州与越南接壤地方情形后就指出，钦州与越南广安各省“中间分界之处，旧址漫漶”，“中越地势，华离参错，民夷杂处。有既入越界后行数十里复得华界者；有前后皆华界中间十入一线名为越界者；有衙署里社尚存华名档案可据者；有钱粮赋税输缴本州列名学册者；有田宅庐墓全属华人并无越民者”⑨。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也有类似的发现，他在中越勘界前曾致函总署，指中越缘边地方，从前“只有从中国出关往南者有到某处方知已入越南，而从越南往北者到某处方知已入中国，其往某处中间之地，并无人称为中国地，亦无人称为越南地，而中越亦未尝争其地”，但如果照此言明，称中越当时“并无勘订之界”，则法必说“既非中国地即系越南地矣”，中国实难置辩。因此赫德奉劝总署办结此事“愈早愈妙”，赫德显然明白中越缘边之“浑涵”情况对中国非常不利，故有此语⑩。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张之洞道出两点，一是“越南属藩，不甚考虑”，二是“边地荒远，地方官未能抚驭周密之故”。云贵总督岑毓英对此就颇为烦恼，认为“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义”，不必过于措意，但是现在越南“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11)。张之洞对此也感同身受：“从前越为属藩，中外界限尚可稍为浑涵。今该国归法人保护，此时勘界，一归越壤，其土地即沦为异域，其人民即弃为侏
。”(12)岑毓英与张之洞此时所思虑的正是那一时期清廷内部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它道出中法战争前后中越边务经理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窘境，而造成这种窘境的，正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及由此直接带来的“他族逼处”之虞。 咸丰八年(1859)，以越南屠杀在越传教士为名，法国联合西班牙大举攻越，法越战争爆发，至同治六年(1867)法国已经占有越南南圻六省之地(13)。对此，清廷虽有了解，但“不复措意”(14)。但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秋，当清廷获悉法海军部欲往越南东京“靖盗”，并有谋由红江通商之事时，中越逼处之势迫在眉睫，清廷大员们始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是年十月，总理衙门就法国欲通商云南事上奏清廷，指如任法全占越土，则粤西唇齿相依，“后患堪虞”，“为中国藩篱计，实不能不度外置之”，但问题是如“越将事事求助于中国，亦属势难为继”(15)。随后清廷谕令滇桂粤三省督抚及南北洋大臣诸疆吏各抒己见，拟筹办法。而所议结果是，大部分官员皆视保藩与固边为一致，反对“守在境上”。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以“天子守在四夷”为由，反对“不守四夷而守边境”(16)。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认为如若不早为扶持越南，则其“覆亡立待”，而“滇粤藩篱尽失，将有逼处之虞”(17)。而云贵总督刘长佑此时却表现得颇为纠结，他认为，越南近在“畺圻”，如为法吞并，法必将“阚我门户”(18)。但刘同时也注意到了声言“保藩”的不切实际，表示如要“防边自固”，滇、粤首尾二千余里，防范实难周妥，因此他想“相度营垒，早据要害”，但这样又“明委南藩于不顾”，为此，他“蚤夜筹度，顾虑百端”(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