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对革命党艰苦卓绝斗争、追求立宪民主政治同道“策应”、汉族督抚大员的“助推”作用关注较多，可谓硕果累累。①但如何更全面、更细腻地解释一场酝酿并不充分，准备有所欠缺的革命事件，仍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事起仓促的武昌革命党人，一夜之间占领地方权力中心，手握重兵的瑞澂不谋反攻，竟连夜翻墙逃跑。武昌起义后，各省普遍响应，督抚或弃城、或袖手、或远遁、或投降，“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赣抚冯汝骙三人而已”。②清末数年，朝廷大员托病、告老，请假成风，起义发生后几天，更是集体请辞，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位高权重者竟多达十几人。“请辞”固然有让位袁世凯以救“危局”之意，但旗籍权贵集团③的所思所想实有更多面向。 清末，尽管清王朝政治显现出种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但旧制度的根基尚在，旧官僚阶层实力犹存，但它却一夜崩塌了。如此不堪一击，原因究有几重? 民主革命勃兴是清王朝覆没的前提，王朝衰败则是民主革命勃兴的背景。本文注目以往被或多或少忽视的背景，试图说明在革命风暴中那些曾经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背信弃义”、“不死君”的真正原因，力图解释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蛰伏已久的深刻矛盾，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以期证明清王朝垮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只是在失衡的关节点上给予最后一击，完成了清王朝的最终倾倒。 一、辛亥革命风暴中旗籍权贵的应对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清政府权力中枢张皇失措、进退失序，以至于短短数月便土崩瓦解。此间，旗籍权贵集团的应对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鲜有“殉节死君”之士，多数“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 (一)“殉节死君” 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殉节死君的旗籍权贵并不多见。据《清季职官年表》、《清代职官年表》所列宣统三年到袁世凯内阁之前，清政府二品以上官员(含官制改革前后的官职，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奕劻内阁阁员)共计48人，无一“以死殉道”。48人中，在重要部门任职、且职位为侍郎以上的旗籍权贵包括世续、那桐、奕劻、溥伦、熙彦、溥善、善耆、宝熙、荣勋、载泽、绍英、瑞丰、景厚、寿耆、达寿、恩顺、荫昌、寿勋、绍昌、载洵、载涛、毓朗、载沣、荣庆、乌珍，计25人。此外，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未任职的满蒙王公8人。他们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载润、那彦图、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两项相加，在京旗籍权贵共计33人。他们的爵位名誉、王府院落、万贯家私，甚至身家性命都与朝廷命运息息相关，实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殉节者了无一人。 负守土之责的地方高官殉节者也寥寥无几。据《清季职官年表》统计，在武昌起义爆发时任督抚的官员共计23人，“殉节”的仅有松寿、陆钟琦、冯汝骙三人。端方被革命党捕杀，不能称作“殉节死君”而是“被难”。其余或弃城逃遁，如瑞澂、张人骏、李经羲、张鸣岐(先宣布独立，后逃遁)、增韫(被捕，后释放)、余诚格、沈瑜庆、周树谟；或转投革命党就任民军都督，如程德全、朱家宝、沈秉坤、陈昭常；或宣布独立后反复无常，如孙宝琦；顽强抵抗的只有赵尔巽、升允、袁大化等人。其中，选择弃城逃遁的督抚比例最高。无怪有人感叹，“辛亥鼎沸，识者已知清之必亡。盖督抚什九弃城遁”，④连死难的几个人也未必是纯粹意义上的殉节。⑤ 据统计，清政府在地方设有绥远城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江宁将军、荆州将军、成都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乌里亚苏台将军、伊犁将军共计11位。这些将军皆由满族、蒙古族权贵担任。在辛亥鼎革之际，西安将军文瑞、福州将军朴寿、伊犁将军志锐为朝廷“殉”难。而前后两任广州将军孚琦、凤山先后被杀，不算“殉节”却也“被难”。此五将军成为清末旗籍权贵集团中以死效忠的“主力”。另外，任封疆大吏的满蒙督抚计有长庚、端方、松寿、瑞澂、增韫、锡良、恩寿、宝棻、升允9人，称得上“被难”的唯端方、松寿两人。 据《清史稿》，辛亥革命中，“湖南新军变……巡防营统领前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死之”；“陕西新军变……西安将军文瑞、副都统承燕、克蒙额俱死之”；“山西新军变，巡抚陆钟琦死之”；“云南新军变……布政使世增及统制官钟麟同、兵备处候补道王振畿、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俱死之”；“镇江陷，京口副都统载穆死之”；“福建新军变，将军朴寿、总督松寿死之”；“丙寅，成都尹昌衡、罗纶以同志军入总督衙，劫前署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执之，不屈，死”；“伊犁新军协统领官杨缵绪军变，将军志锐死之”，⑥计14人，其中满蒙官员居半数。 上述总计，在旗权贵集团53人(将军11人，督抚9人，中央高官、王公33人)中，加上被刺杀的广州将军、端方(未计入汉员冯汝骙、陆钟琦)，死君的“忠义之士”仅7人。⑦ 辛亥革命后，一些旗籍权贵虽接受清帝逊位，但冀望东山再起，他们或隐忍不发，将想法藏于内心；或怀着强烈的族际情感退出京师，不断策划复辟。 死君与不死君具有传统政治符号内涵。历史上都有一批眷顾旧主、敌视新朝的“忠贞之臣”，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或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于是死难殉节成了最好的效忠方式。汉民族经千百年儒士的高标远举，“忠义”已成为一种价值观。满族则略有差异。这个全民尚武的民族少有“忠孝节义”观念。清初，发生了驻守永宁城的大贝勒阿敏弃城出逃之事，皇太极认为这是贝勒不学无术所致，如果树立忠孝节义的观念，就能“尽忠其主”。于是他开始重视皇族教育，将读书视为培养情操、气节、忠义的唯一途径。经几百年正统教育，加之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情况有所改观。由此，太平天国城破之日，成为封疆大吏、满蒙高官死君之时。那么，太平天国时期能做到的，60年后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做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