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悦梅(1969-),女,上海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史、边疆史地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原文出处:
西藏研究

内容提要: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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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8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12)05-0016-13

      19世纪末,英、俄两国交相觊觎我国西藏,致使西藏上层贵族之间及其与英、俄的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与此同时,在清王朝于同治年间赏赐给达赖的位于川西地区的瞻对(今四川新龙县)地方,由于商上所派藏官的横征暴敛,造成川康中部地区民变不断,道路梗阻,不仅直接妨碍了当地土司及其土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影响了朝廷与西藏之间的交通。1895年担任四川总督的鹿传霖①,一面以武力平息当时的“藏瞻之争”,一面以封疆大吏的责任感,试图“保川图藏”,实现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控制。

      鹿传霖及其保川图藏举措,尤其是他推行改土归流及失败的经过,在《清史稿·鹿传霖传》中有详细记载。[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对鹿传霖保川的措施及其历史意义给予较高评价,甚至慨叹曰:“设当时能观厥成,则川康改行省,早实行于三十年前,而印藏条约不致如后来之丧失权利。”[2]本文认为,鹿传霖保川安藏的政治蓝图,虽受当时历史背景的局限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其针对川康的战略位置,以长远的政治家眼光根据国家战略意图提出具体举措,对今天的边疆稳定和区域规划与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鹿传霖在川期间,为实现其战略目标所付诸的努力、遇到的困难、改土归流规划及其局部战略布局、政治蓝图最终未能成功的主客观原因等略作探讨。

      一、鹿传霖主川前后的川藏局势

      1888年,英国侵略军攻占我国西藏亚东等地,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的《藏印条约》,随后即在此不平等基础上进行勘界,此事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此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在外交上频频受挫,面对多方势力对藏务的觊觎,当时的达赖喇嘛与商上政权无法完全依赖清廷,于是达赖喇嘛欲借助俄人的力量制约英国,而与达赖不睦的班禅却欲借亲英而制衡达赖,使清廷在处理西藏政务时往往多有掣肘。

      鹿传霖任四川总督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凭借其政治素养,通观当时各种势力围绕西藏的图谋,明确指出:“英、俄交窥西藏,藏番恃俄为援,梗英画界……而英忌俄者益急图藏”[3],深感关系重大,“窃见西藏隐忧,关系甚大,既有所闻,不敢安与缄默。”[4]并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折中,将当时涉藏诸势力及西藏形势做了清晰的分析[5]:

      自英人窥伺藏地,早存吞并蚕食之心,势岌岌可危。而藏番素嫉英人,年来定议勘界藏番,以我为左袒英人,心怀不忿。俄人从而生心,暗勾藏番,许以有事救护,藏番遂恃俄为外援……

      自驻藏大臣奎焕到后,因其行止不检,商上更为藐视……

      久为藏所轻,竟至威令不行……

      近则达赖喇嘛下山管理藏事,而又有三大寺为之蛊惑,且恃俄为外援,公然恣肆……

      目下勘界之期日迫,英人催促愈急,而藏番坚持不从,不惟不派番官会勘,并不办夫马,而且禁止番民不准私行应雇,经奎焕再三开导,该商上置若罔闻。

      从疏文看,鹿传霖已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驻藏大臣虽然仍保有旧日的地位,但在对英关系上显得乏术,故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的干预下,对清廷的旨意已出现轻慢的态度,存在着削弱中央政府对西藏控制的隐患;二,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犹疑不决,使达赖无所依从,遂出现欲借俄国势力以制英的倾向,而俄国在西藏的影响力反过来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受到抑制。

      除了英俄势力的渗透,廓尔喀与西藏之间的矛盾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廓尔喀人曾于清乾隆年间两度入侵西藏,企图抢掠遍布各地的寺院中的财富。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以税重、食盐掺土等为由,派兵2000余人入侵西藏,占领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清廷派理藩院侍郎巴忠与西藏地方噶伦丹津班珠尔与之议和,以每年300个重32两的银元宝作为封赏,约使其撤回。然第二年廓尔喀又更以大规模入侵,大肆抢掠。当地藏兵在清朝大将福康安同参赞大臣海兰察所率清兵的支援下将之击退,并迫使廓尔喀向清朝五年朝贡一次,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08年英国完全控制廓尔喀为止,廓尔喀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藩属国。在大国势力夹缝之间求生存的小国往往会借助几大势力之间的博弈以捞取利益,故常具有两面性。廓尔喀亦复如此,一方面对藏起衅,给清廷制造祸端;另一方面,当英国殖民者小股部队入侵廓尔喀被廓尔喀人打败后,廓尔喀人又将缴获的英军军备上缴北京,向清廷邀功。甚至到民国初年,廓尔喀仍沿用清廷赐给的红顶双眼花翎,向中央政府表明其并非一面倒向英印,鼠首两端。

      廓尔喀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亦较微妙。廓尔喀不仅与西藏地方因摩擦而生隙,而且常受英人左右以制约西藏。这一局面又会给俄人的介入提供机会,故为清廷所担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军机处在给鹿传霖的电文中,即对廓尔喀一事向边臣要求应对之策:“近闻廓尔喀与西藏失和,意欲决战。廓悍而附英,藏愚而奉佛,势必不敌。廓若得志,全藏将不可问。著鹿传霖速即拣派熟悉藏务之员驰往,设法解散,勿令起事。藏既恃俄为援,则廓之动兵必系英所主使。该督留心边事,应如何措置之处,著筹议具奏。”[6]廓尔喀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失和,起因于边贸摩擦,而廓尔喀意欲从西藏获得更多财富,此企图早已昭然若揭。英人遂乘其所便,借势以求获取更多的贸易资源。这些直接影响到清廷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西藏地方需要中央力量抵御廓兵的侵扰,而清廷欲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多方势力鱼龙混杂的状况下,妥善处理西藏地方事务难度极大,而问题的根本又在于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统属关系稳定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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