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

——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

作 者:
黄旦 

作者简介:
黄旦(1955-),男,浙江省温州市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学和新闻史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中国前现代的“耳目喉舌”,是帝国政治机体上“一出一纳”之环节,由此构筑了整个帝国的政治交往关系。晚清时期的中国人,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基础上,接受并使用现代报刊。在他们的头脑里,在结构关系上,报刊同样类似于固有的“耳目喉舌”,有益于帝王了解国情做出决策,从而改变中国政治交流不畅之弊病。然而,报刊的公开表达,不仅为中国传统文人讨论政治提供了体制外的通道,其同时共享,也必然带来“结群”之效,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一份报纸就是一个共同体的核心,办报办会遂成一体。原有一体的“耳目喉舌”之政治交往结构虽然存在,但由于体制外政治交往的兴起,一家独尊成为一家之言,帝国朝廷的“耳目喉舌”不得不与不同“群体”的“耳目喉舌”分庭抗礼,中国由政治报刊进入政党报刊,在不同“耳目喉舌”的作用下,政治关系和格局四分五裂。此种观念,迄今仍影响着今天的报刊制度及其实践。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1-0127-19

      “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传播消息的说话的器官和一个接受消息的听觉器官。这两个东西不只是生着而已,而且永远在想发挥它们的作用。”据说由此再加上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就产生了新闻和现代报刊。①这个完全建立在人的身体器官及生物本能的说法,把库利所谓人类进化“两条生命线”之“社会交往”一笔勾销,人似乎只是在生物遗传河流中自然漂浮而成②,与阿狗阿猫差堪相似,因此看上去接受的人并不是太多,其影响力也实在有限。

      不过,人长有一个说话的器官和接收消息的听觉器官,在客观描述上虽是无谓之废辞,倒也是千真万确。不仅如此,这两个东西一百多年来一直被我们作为报刊的代名词——不过更简略更雅致——“耳目喉舌”。

      “耳目喉舌”是一个隐喻,甚至够不上威廉斯式“关键词”的标准③,况且借助联想和隐喻来凸显事物某些可以被感知的特征,以作为汉字对外在事物分门别类的依据,据说本就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不同的一个特征④,并不足怪。然而,依陈嘉映之意,隐喻和明喻不同,明喻是对两个各自独立的东西的一种比较,是属性上的类似。隐喻则是结构性的,“是借用在语言层面上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离开隐喻,那个所喻也就难以存在。“明喻依赖于事实知识”,隐喻则使“所喻形式化、语言化,成为可以谈论的东西”。“隐喻的奥义在于,我们用来形容所喻的,看似形容,实是直陈,看似‘像’,实是‘是’。”⑤所以,隐喻与经验事物、看待事物和理解事物,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恰似莱柯夫和约翰森说的“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⑥,也正是波兹曼对于媒介的理解。他认为媒介就是一种隐喻,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最终能控制文化,就意味着“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的是“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⑦于此见,“耳目喉舌”本身就是一种表征,牵涉到语言意义的生产以及同文化实践的关系⑧。雷蒙德·威廉斯说:“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在探讨和商榷自己的行动时所使用的词汇——即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而且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词的意义,并使这意义有活力,就是我们的成长过程。”⑨正是由是,我们就不能不问:为什么是“耳目喉舌”?

      在社会学层面,“耳目喉舌”不过是表示报刊登载新闻和表达言论职能的一种形象说法,因而,以结构、制度入手来说明,或许是最方便的门径。其一般逻辑是,由于社会制度及其构建的理论前提不同,必然导致报刊使用以及功能预期的差别。广被影响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这种分析解释的典型。这当然有其一定的说服力。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中,报刊的身份定位及其角色要求的确不一样。此种结构先在并决定行动乃至意识的弊病与之合理性一样明显,无需花笔墨去讨论制度及其来源⑩,仅就分析路径言,此种“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方式,在结论上固有手起刀落痛快淋漓之效,可在论证上,却是不能不把结构、功能甚至结果互为循环印证,在历史逻辑上则必然是抚今追昔倒果为因。况且即便真的如此,除了一切均是注定而外,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识。制度“尽管标志着人类体验中社会世界特征的客观性,但却并不能由此抛开产生它的人类活动获得本体论地位”。“在不同的制度与之相关知识的传递形式之间,绝对没有先验的一致性,更不用说所谓的功能性。”(11)因而,纵然“耳目喉舌”只是对于报刊功能的一种表述,顺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我们同样有理由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一种表述?在中国,它意味着什么?

      “成形的经验对未成形的经验作系统描述”,就语用而言,无非就是借用原有的经验勾画出一个从未经验过的东西的面貌,使之能得以谈论、理解和触摸;在意识观念层面,则必然是一种新知识的获取,并由此构建起新的社会现实。(12)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报刊,首先是由西方传教士在晚清引入,此前的中国人对之不仅是不具“未成形的经验”,根本上就是闻所未闻。“耳目喉舌”作为“成形的经验”,便是在此种场景中出场,对这个新生事物做出中国化描述,“把以前不可察觉的价值增添到人类的经验尺度上”(13),从而规定了中国人对报刊的理解,也不能不制约着中国的报刊实践。在这样的意义上,“耳目喉舌”既是一个词语,同时又是“一个真正集合的现实”,从它的含义及其细微差别中,可察觉其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以及对变革与不断变化的重心的敏锐反应”(14)。“观念所采取的现代形式远比其起源更重要”(15),此说不错,但我更倾向于顺着福柯的思路,从话语关系中来看观念,而不是去刨出一个不断后退的原点(16)。假如不了解其原来所处的关系及其含义,就难以识别其现代形式,更遑论之重要性。因此,我们不能不回到一开始所提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式的“耳目喉舌”?它具备的是何种“成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人们看待和理解现代报刊,产生了何种影响?总而言之,如果“采用何种隐喻是因文化而不同的”(17),那么,“耳目喉舌”又蕴涵着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呢?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