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之中，地方社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杜赞奇在他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分析性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的社会文化网络，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从渗透到破坏乡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历史过程。那么这一概念是否可以用于分析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如果可能的话，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又是如何构成的？本文拟通过研究1900-1937年间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来考察近代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将特别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以资产阶级为英雄的城市社会之中，为什么还需要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是如何镶嵌到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一起，守护近代上海的地方自主性的？ 一、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与资产阶级 以往的众多研究都将明清以后的中国乡村描述为一个士绅阶级领导的“乡绅社会”，杜赞奇独辟蹊径，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乡村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层面，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旨在通过对文化及其合法性的分析，观察权力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网络，从而重新理解帝国政权、绅士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按照杜赞奇的解释，“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的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所构成，包括宗族、信仰、自愿团体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组织相互渗透和交叉，编织成一个具有公共权威的社会文化网络。乡村社会的权力控制，正是通过这个网络而得以实施的。①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与以往“乡绅社会”的概念相比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它并没有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乡绅视为乡村社会唯一的地方精英，而是将乡村的精英视为具有多重来源的复合群，包括有宗族中辈分较高的族长，有信缘组织中的民间宗教领袖，有公共事务团体的首领，也有各种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中的精英。他们构成了领导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群。其二，精英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重要的不是来自于国家所赋予的自上而下权力，或者精英自身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而是精英们如何将这些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本转化为文化的象征资本，从而在乡村的文化社会网络中获得合法性权威。杜赞奇的上述著作之所以在出版之后获得很高的评价，乃是成功地运用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性框架，向我们展现了近代华北农村基层社会中多元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当这些网络自身比较健全的时候，它们就为国家权力的控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而晚清之后当自上而下的的国家权力日益扩张并强加于乡村社会之上时，它们就大大破坏了乡村社会自身的文化网络，最终使得乡村社会衰败。 当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其是否形成了城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关系与欧洲颇不相同，中国的城市并非在与乡村的对抗之中发展起来，而是在经济形态与社会网络上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按照施坚雅的研究，到中华帝国的晚期明清之际，全国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9大城乡一体化社会经济区域网络。②城乡一体化的网络结构表明，原来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儒家的士大夫和商人精英，到了明清之后开始向城市流动，出现了“城居化”趋势。乡村精英向城市的集中，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沿海沿江的开放性经济城市崛起之后开始加速。以江南为例，在太平天国革命到来之际，不仅乡村的地主、乡绅逃离乡土，而且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也纷纷向城市集中，形成了第一次城市化的高潮。 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在于，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城市基本上是一个由各地移民所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当移民们成群结队来到城市，所带来的不仅是劳动力和资产，而且是原先在熟人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文化网络。不仅如此，由于城市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职业分化和文化区隔，在城市居民的内部又形成了新的文化关系网络，纵横交错，互相渗透，其内部结构和网络形态远比乡村社会复杂得多。因而，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想要控制城市，都不得不面对地方性“权力的文化网络”。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的地方社会不像乡村那样日益衰败，反而在形成和建构之中。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和成熟的大都市，从1843年开埠，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民国的全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在城市内部已经形成异常丰富的地方社会网络：一是乡缘组织，由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等以原籍地为基础的区域性移民团体；二是业缘组织，由同业公会、商会、银行公会、工会、律师、记者、教授、医生、会计师等以行业或职业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同行团体；三是信缘组织，由基督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所形成的宗教和信仰团体；四是社团组织，由各种学会、教育会、俱乐部等组成的自愿性民间社团；五是帮会组织，即拟血缘性的、社会正式体制之外的江湖团体。乡缘、业缘、信缘、社团和帮会，这些城市内部的社会文化网络，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地方社会，史学界对这些社会网络已经有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③虽然这些地方性社会文化网络的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影响和互动，构成一个整体的、流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显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