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帝逊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政治事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既是帝制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共和时代的真正开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它还是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国革命史等多研究范畴相交叉的热点问题。百年来，“清帝逊位”事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历史过程、影响评价、重要人物、外国因素、法律文本、文献整理等方面均有相当的研究成果。 民国初年的成果以资料整理、回忆和时评性质的文章为主，富有史料和学术的双重价值，不少历史细节、重大问题已被当时的学者所提出，如稻叶君山、有贺长雄等人对于清朝权力转移问题的解读。而一批通史性著作则对该事件进行了概要性描述，大体勾勒了清帝逊位的历史过程，只是未能充分展开。从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增多，“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准也在不断提高，在整体评价、关键环节、重要人物及列强因素等方面都呈现出较为丰硕的高质量成果，例如南北议和的评价、社会心理的剖析、退位原因的阐释、西方列强的应对、具体人物的研讨、退位诏书及优待条件的解读等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许多判定得到了后辈学人的肯定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国共两党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指导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模式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这对“清帝逊位”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逊位问题的定位、不同人物群体的评价、西方列强的影响都有着较为固定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观占据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统治地位，学界对于“清帝逊位”诸问题的探讨虽然一直在推进和深化，但仍不脱革命史叙事框架，核心观点和看法的变化不大，而这期间中国台湾学者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见解。“文革”十年，相关研究近乎停滞。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研讨出现了较大变化。随着史料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出版，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致入微，尤其是对满蒙王公、伍廷芳、唐绍仪、张謇、赵凤昌等重要人物给予了关注，对于革命派、袁世凯、立宪派、清皇室在“清帝逊位”中的复杂关系和思想行为也做出了新的评价。同时，研究者还对南北议和、逊位诏书及优待条件、列强态度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重新检视。近年来，学界再度掀起了研究的新高潮，一批法学、政治学界的研究者也参与其中，从法理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了《清帝逊位诏书》，呈现出多元视角的分析和透视，丰富了今人对于“清帝逊位”问题的认知。随着学者研究视野的逐步开阔，将“清帝逊位”问题从革命史叙事中解放出来的研究取向也日益凸显，人们逐渐重视革命的对立面——清王朝在逊位中的境遇和表现，也开始关心清朝遗民、前清官员、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对逊位事件的感知和反思。2012年6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提交的多篇论文都与“清帝逊位”主题紧密相关，①展现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拟对近百年来“清帝逊位”研究状况分门别类加以整理、阐述，并就这一研究课题提出一些设想和展望，以供学界批评指正。② 一、“清帝逊位”的历史过程和关键环节 “清帝逊位”历史过程和关键环节的研究，在事件发生不久即已展开，并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不可绕过的一环。在清帝逊位后的第二年，汪荣宝、许国英编纂的《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即概述了逊位过程。此后的各类通史著述都辟有专节介绍此事，只是详略有别，大体包括袁世凯复出及组阁、摄政王辞位、南北议和、袁世凯逼宫及清皇室的应对、清廷下诏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等内容，其中夹杂着革命派、立宪派、清廷、袁世凯、旧官僚、西方列强等多股力量的角逐，可谓一波三折、扣人心弦。80年代中国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国立”编译馆1985年版)是这方面阐述得最为细致的专著，该书将推翻清朝的过程分为两段，前段为十四省脱离清廷管辖而宣布独立，后段为袁氏逼清帝退位，而退位又是南北议和的结果。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还有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海鹏、李细珠的《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袁世凯的复出与摄政王的辞位是“清帝逊位”的发端，不少学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解读该事件的。1914年，日本清史专家稻叶君山提出“摄政王退位者，皇帝退位之前提”的论断。③后辈学者大体遵循并不断丰富这一论说。民国学人李剑农、宋云彬都认为袁世凯复出后，清廷一步步屈服，实权落入袁手、“满清政府名存实亡”。④中国台湾学者李云汉还突出强调了这一局势转变意味着南北情势由革命与清廷之争转为革命与袁世凯的对立，袁处于“对清廷可拥可废，对革命党可和可战”的地位。⑤ 南北议和是“清帝逊位”的核心环节，直接决定了事件的最终结局，因而成为学者倾力最多的领域。杜亚泉作于1923年的《辛亥革命史》较早介绍了议和的大致情况，前文所引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及李守孔的论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清帝退位之交涉》⑥对南北交涉问题讲述得最为详细，从袁世凯与革命军早期的接触，到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负责南北会谈，再到议和中的具体谈判和波折，乃至最终协议的达成，均有清晰的论述。 有关南北议和的动因，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各方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南北议和是革命派、袁世凯、立宪派、旧官僚、列强共同策划的结果。⑦李剑农考察了社会一般人的心理，发现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室，并让其出任大总统，实行共和立宪政治是时人的共识，故“在南北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手里去了”。⑧李守孔也曾指出“推动共和成为一致之目标”。⑨其中革命党人的议和方略最受关注。1930年出版的代表国民党正统观念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对革命党人的做法进行了正面解释，认为革命党人早已洞悉袁试图取清室而代之的阴谋，故利用此点倾覆清廷。⑩后来有学者具体阐明了革命党人“速定共和”的观念，即希望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这与他们理论上的弱点和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不无关系。(11)张玉法则强调了革命党人采取联袁政策与列强倾向袁世凯有关。(12)此外，李书城还揭示出同盟会内部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的分歧，如孙中山不信任袁世凯，主张继续战斗，黄兴则希望满足袁世凯的要求，以尽早结束战争。(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