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爲爾籌歸計” 光緒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易樞”後，清議勢力遭到壓抑，不復前此之盛。但翰林清流極具表演性的“章奏唱和”，卻成爲小一輩言事者模仿的對象。這一時期，內劾宦寺、外劾督撫的“真奏疏”依舊層出不窮，言事風氣也由翰林講官擴大到詹、翰、科、道各方面。其中犖犖大者，如光緒十年四月，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奏劾李鴻章罪惡昭彰；十二年(1886)八月，御史朱一新《預防宦寺流弊疏》劾李蓮英巡閱海軍；十六年(1890)九月，御史吳兆泰奏請停減頤和園工程等。凡此均因措辭激烈或涉及敏感話題而遭到嚴譴，成爲朝野注目的事件。甲申、乙酉間，張之洞讀到梁鼎芬彈劾李鴻章等重臣的奏疏，嘆爲“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減，畢竟是健兒”，流露出兩代“清流”前後傳承的惺惺之意。① 同光間京師學人、清流的交往圈子受政派、學派、籍貫、親緣、居處等因素制約，不僅層次繁多、分化嚴重，往往也相互重叠、前後錯出。如梁鼎芬早年肄業菊坡精舍，師從陳澧。初至京師，亦主要與同門于式枚、文廷式、陳樹鏞等相交往。至光緒六年(1880)通籍後，移居南橫街吳可讀故宅，與周鑾詒、王仁堪、陳寶琛相鄰，往還無虛日，並結識張之洞在四川所拔顧印愚、吳德潚等人，逐漸進入“清流”交際圈。光緒八年(1882)十二月，梁鼎芬遷居東城栖鳳樓，與盛昱的裱褙胡同宅第隔巷相鄰，“看花意園近，乘暇一經過”②，從此成爲“意園論古”的座上客： ……我生始作上京客，到處都聞樂歲聲。壬午移居栖鳳客［？閣］，意園時時獵書册。憂來縱論天下事，酒罍未罄窗已白。死生如夢事如烟，誰謂兵塵在眼前。③ 盛昱藏書在京師號稱精富④，梁鼎芬與之交往，亦多以借書爲介：“伯希(盛昱)精本最多，不輕借人，于鼎芬最厚，函去書來。”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呂惠卿《莊子解》，盛昱不許，“再求之，限三日，不能畢，又寬兩日，手録其序還之，告曰：‘吾日以净布鋪几上，洗手乃閱，夜則置之枕邊，恐有遺失。’伯希(盛昱)笑曰：‘借書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⑤其時獵書論學之樂如此。梁鼎芬傳承陳澧一脉漢宋融合之說，“服膺朱子及温公《通鑑》之學”。至京師後，受意園學風濡染，遂亦講究金石、版本，且嘗列名劾章，時時“縱論天下事”，一變而爲“清流”門人。 宗室盛昱在光緒初繼翁、潘之後領袖京師學界，橫跨金石、西北地理兩大領域，且“熟于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國憲，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詳其沿襲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見前後治亂之迹”⑥，故亦熱衷言事，在“翰林四諫”之外別樹一幟。盛昱所居之意園，本爲其祖父文慤公敬徵舊邸，內置處泰堂、漱芳榭、知止齋、得眞觀、尚芥舟、艷香館、退思書屋、快晴簃、晴紅蓼矼、小池假山、曠觀亭、天光一碧樓等小品，“亭林之勝，甲于城東”⑦，尤以各色牡丹花著稱⑧，不僅是光緒年間京師士大夫論學、交游的中心，且每爲士子入都會試留宿之所。鄭孝胥曾回憶光緒初“與文芸閣(廷式)、張季直(謇)同試禮部日，嘗借寓意園旬餘”；⑨而據內藤湖南統計，前後借寓或頻繁往來于意園的知名學者，至少有文廷式、李文田、張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紹箕、徐坊、王懿榮，以及旗籍之楊鍾羲、志銳、鐵齡等人。⑩繆荃孫稱光緒間“天下魁壘之士，至京師者，莫不以爲歸”，並非過言。 光緒十一年(]885)六月，梁鼎芬因劾李鴻章事遭嚴譴，擬罷官歸里。九月九日，盛昱集楊銳、文廷式、張謇等三十人，于崇效寺静觀堂爲梁鼎芬餞行，“狂叫喧呶，旗漢雜沓”，甚是熱鬧。(11)盛昱爲作《金縷曲》三闋，以詞代序，模仿清初顧貞觀送吳兆騫“季子平安否”二闋的體裁(12)，不僅稱頌了梁鼎芬彈劾重臣的勇氣，且謀及清流言事遭黜後的出路問題： 爲爾籌歸計。最相宜、打頭茅屋，縱橫經史。經世文章須少作，怕又流傳都市。自打叠、藏山心事。科第已成官已去，問百年、纔過十分幾。天與爾，信優矣。 除書萬一柴門至。亦勸爾、幡然就道，馳驅效死。此輩倘教高閣束，小隱亦堪終世。况有箇、桓君同志。買取羅浮梅萬樹，便經營、精舍梅花裹。嶺海外，鄭公里。(13) 據說梁鼎芬此番南下，曾鎸一小印曰“年二十七歲罷官”(14)，留別京中友人詩亦有“此日觚棱猶在眼，今生犬馬竟無期”的慨嘆。(15)然則盛昱詞上片“問百年，纔過十分幾”的叩問，的確說中了梁鼎芬內心的焦慮。士大夫言責所在，固然不妨激越，激越橫遭打擊，又可以通過同好之間的唱和、餞行獲得悲壯感。然而，悲壯過後衣食的無著、事功的落空、都下風氣的疏隔、詩酒生涯的一去不返，又都是不得不直面的代價。仕途剛開頭便煞了尾，此後數十年的生涯如何捱過？通過詞句，盛昱爲梁鼎芬籌劃了兩種“歸計”：或者等待君王悔悟，除書再至，重回廟堂；或者從事藏山著作，小隱江湖，如鮑宣、桓少君夫婦之安貧守道，如鄭玄晚年之講學故里。殊不知時至近代，紛繁世變之中，早已出現了在“仕”、“隱”之外的全新士人出路。 同日，李慈銘、袁昶、沈曾植三人亦在崇效寺宴客，卻因爲盛昱等已占静觀室，只能退到西偏禪室“嘿然勸釂而已”。(16)甲申、乙酉前後，與意園學人圈子頡頏于京師者，正是李慈銘、沈曾植、袁昶等人的詩酒圈子。沈曾植、李慈銘同中光緒六年(1890)庚辰科，與意園門客梁鼎芬、黄紹箕、于式枚等爲同榜，兩個圈子的人員有所交叉，學術宗主亦相近。沈曾植自稱從光緒乙亥(1875)、丙子(1876)間致力于蒙古史地之學(17)，光緒六年會試第五策問北徼事，沈氏以其西北史地造詣轟動都下，旋即與李慈銘、李文田、王先謙、王仁堪、盛昱、黄紹箕等學人訂交，而“與愛伯(李慈銘)講習尤契，人稱沈李”。(18)“沈李”圈子聚集了袁昶、朱一新、施補華、黄紹箕等浙籍士人，除了研究京師流行的金石、書畫、西北地理之學外，更多探討詩學，爲連篇累牘之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