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

作 者:

作者简介:
孔祥吉(1943—),山西省洪洞县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戊戌变法史及晚清研究与著述;郑匡民(1951—),河北省秦皇岛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晚清思想史、尤其是中日关系史研究。 孔祥吉,哈佛大学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郑匡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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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8-0104-08

      三、随五大臣赴日考察宪政前后

      杨毓麟由日本返回国内后,“往来北京上海之间”,①从事反清活动。他与友人一起“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以无隙可乘,失意南归”。②他还曾应黄兴之邀回长沙参与创立华兴会事宜,后又赴上海与蔡元培、章士钊负责联络留日学生,接济湖南。后长沙起义事泄失败,黄兴脱险至上海,与杨毓麟组织爱国协会,以谋再举,并由杨毓麟充任会长。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牵连,黄兴被捕入狱。为了避免搜捕,杨氏再度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与宋教仁从上海启程前赴日本。③

      杨毓麟到东京不久。又遇到一件事情。即瞿鸿禨派人招聘他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职,被他以“脑病”为理由婉拒。据张缉光之函称:

      世伯夫子大人钧座:

      昨奉手谕及杨公使覆电,笃生既患脑病,此时万不能来馆中。国文一科,实属无从设法。枚良兄在此,学生各有进境,另聘他人,未必能如枚良兄之循循善诱,且此时亦实无他人可聘也。若聼其旷废,尤非学堂之所应为。……至新班学生,或暂请他教习兼授,一面竭力访求国文专科教习,俟聘订得人来馆,教授有法,枚良兄再行推却,亦无不可。迫切上渎,敬侯钧命。肃敂福安。受业制张缉光启。④

      此函所提到的杨公使,系指杨枢,字星垣,生于广州,汉正黄旗人,原广东候补道,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1903年10月15日)抵达东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接替蔡钧任出使日本大臣。⑤

      原整理者所署时间为“光绪廿九年 月初八日”,亦误。盖因杨毓麟已经在杨枢抵达日本前回国。因此,笔者认为,此函只能作于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904年12月4日)之后。由于杨毓麟二次刚刚抵达东京,许多事情要做,故以“脑病”婉辞。当然,不排除杨毓麟本人确实因为脑病而不能赴译学馆之职。因为杨氏多年患有脑疾,其蹈海之前,在《致怀中叔祖书》中称:

      怀中叔祖大人:作此函与长者永诀也。守仁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贪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氵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今日命尽矣,形神解脱,恩怨销亡,万事俱空,一缘顿尽,骂我由公等,不暇惜矣。⑥

      可见,杨毓麟长期被“脑病”困扰,暂时不克赴瞿氏之招。

      瞿鸿禨在委托张缉光“招致”杨毓麟未果后,再度要驻日公使查访杨氏,可见其对杨毓麟之重视。

      此函还揭示了杨毓麟后来在译学馆所担任的职务是国文专科教习。

      杨毓麟在日数月,又返回国内,并且很快到达北京。个中原因,据冯自由记载:是因为杨毓麟重视“从事中央革命,谓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数月,赖张伯熙之助任译学馆教员”⑦。

      当时,译学馆已归并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故冯自由称“赖张百熙之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本文以上分析,杨毓麟能在译学馆任职,更多可能是瞿鸿禨在发挥作用。盖因当时译学馆监督为朱启钤,朱氏乃瞿鸿禨之姨侄;译学馆提调为张缉光,乃瞿鸿禨之弟子;此二人与瞿鸿禨书信往还频繁,关系至为密切。杨毓麟在译学馆任职,当然离不开瞿鸿禨的关照,他的京师之行,实际上是瞿鸿禨通过张百熙“招聘”的结果。在此期间,杨毓麟还在授课之余,参加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间与同志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树诸人组织北方暗杀团,众多主用手枪,笃生独主用炸弹,众如笃生言。出郭门数里之山谷中试之,果猛烈异常。”⑧

      当时译学馆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震惊京城:瞿鸿禨之子希马,当时正在译学馆读书,不知何种原因,这位公子哥居然在学堂“纠集同志”,“组织革命党”。李盛铎所保存的京师大学堂学人所写《公启》,揭示了此事件之原委。公启称:

      启者,瞿尚书之公子,在译学馆肄业,纠集同志,密图革命。同馆某生等拟纠同馆将其革命诸词出首,尚书深惧祸发,匿其公子。属该馆监督朱启钤究出为首举发之人,欲阴中以罪置诸死地,以灭其口。朱固尚书之妻党,以绝无学识之小吏,攀援而得此巨差,遂承意旨刻意搜罗,致动公愤,大起风潮。尚书之私人李亦元,虑有宣扬于尚书不利,乃函致各报馆,嘱勿登报。

      某报馆主笔,复书允之。且嘱转告尚书,勿深究某生,持论甚正。尚书能从与否,尚未可知。然其阴险性成,恐某生终不免于难。某等志切同仇,不能不据实声明,以保善类。今将往来两书,录呈左右,以为碻证。倘日后尚书有倡杀某生情事,某等必不甘休,亦望海内诸君子,大彰公道,协力相助,大局幸甚。

      学界不平人公具。⑨

      对于此事,尚未见有文揭示。笔者得此资料,已经廿余年,反复思考,不得其解。盖因瞿公子之父,乃朝廷显宦,何以能眼看着儿子转向革命党?现在看来,此事很可能与在译学馆任教的杨毓麟等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有直接关系。在杨毓麟等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这位年轻人居然敢在东华门附近的译学馆组织革命党,可谓胆大包天。

      光绪三十一年是晚清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年头。这一年朝野上下发生了许多大事。一是清政府欲行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北京火车站遭到了吴樾的炸弹袭击;二是革命党人在东京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孙中山先生,并聆听孙中山慷慨激昂的演说,随后即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还有一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清廷派出的考察五大臣前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在这支考察队伍中,有一些原来的革命党人,成了五大臣的随员及助手。杨毓麟也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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