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1-0146-09 昆曲①的盛衰轨迹与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走势趋同。约于明代嘉靖年间，以魏良辅为代表的艺术家初步完成昆山腔改革，使昆曲能以声腔特质赢得知识群体的垂青。而新声昆山腔一用于剧本创作，又获得了鲜明的文人文学性和浓郁的时代色彩。昆曲从而以全新的形象、时尚的劲风迅速流播，并于万历年间被钦定为“官腔”②。随着朝廷导向作用与江南文化的影响力汇成巨大合力，京畿与江南遥相呼应形成两大强文化磁场辐射效应，共同助推昆曲跃居为全国性主导声腔。“上自王公士夫，下至走卒，皆酷嗜之。”③尤其是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圈中，“几于家吴歈(按：此处指昆曲)而户南音”④。士大夫置办家乐“十室而九”⑤，民间职业戏班多达“数百部”⑥，苏州城内“戏馆数十处”⑦，各类曲社栉比林立。由此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戏曲文化最为繁盛的热潮，“即使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也很难找到与其相匹的现象”⑧。知识群体是昆曲的中坚力量，昆曲则成为知识群体融文学、艺术、娱乐于一体的理想生活符号，在其精神文化构成中占据重要成分，甚至衍化为皇权文化统治和社会文化道统的一部分。然而，约至清代嘉道年间，强弩渐露末势。近代以后，昆曲急剧衰落。大致于19世纪60年代，雅部昆曲不敌花部乱弹，独尊地位垮塌。此后，昆班常常溃不成军，活动范围也由全国退避苏州、上海等地。20世纪20年代，“昆剧传习所”培养了科班人才，使昆曲舞台表演艺术一线单传，但所成之班也于1942年解散。其间，曲社活动虽偶有声色，却终成曲尽人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文化政策上时有扶持，并恢复建立表演团体，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势。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由此掀起了昆曲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热潮，也开启了中国“非遗”事业的肇端。昆曲今天的盛誉殊荣，是在国际社会先进的文化遗产理念之外力推动以及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文化自觉”之内力作用下的结果。可以说，在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知识群体对于昆曲的认知“主流”发生了霄壤之变。本文对此文化现象进行剖析，拟管窥近代以来社会文化生活的断裂和传承情况，分析知识群体文化传承观念的新陈代谢以及文化责任的时代变迁。 一、传承脱链：昆曲与近代知识群体的剥离 近代中国社会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世运丕变、制度变革、物力维艰等客观时代条件使得知识群体的大多数与昆曲断裂。 (一)战火“焚烧”传承链条 近代中国内政不修，外患频生，兵燹不绝，对于昆曲而言，太平天国运动是其由“辉煌”走向“陨落”的大分水岭。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巨，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在昆曲最为繁盛的江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几于百里无人烟”⑨，“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⑩。昆曲的核心受众群体遭遇“血洗”，江南“富户百无一存”(11)，南京城内的巨宦富绅大多“人死财空”(12)。虽然太平军长矛并未瞄准文化，却大规模地摧垮了明清以来江南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及消费者，捣毁其建立在富庶经济之上的优雅、闲适生活方式。战后的苏州，百业凋敝，“至力不能建一梨园，渐至雅乐(按：昆曲)沦亡”(13)。直至光绪年间，戏园亦未能常演。正如瞿秋白所言，昆曲轻歌曼舞的绮梦“给红巾长毛的‘叛贼’捣乱了，给他们的喧天动地的鼙鼓震破了”(14)。故而，“长发贼起，于此划一鸿沟，昆曲显然衰颓”(15)。 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家并未“太平”，清末至民国时期，维系昆曲命运的昆班皆因“世乱”而散。辛亥革命时期，时局动荡，当时唯一的昆班——文武全福班被迫散班，虽在1913年重组，又因1915年的军阀混战，戏班再次解散。(16)1917年再组的文全福班，也因1918年的军阀混战而每况愈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字辈”组成的昆班，也因日本侵华战争而日益破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驻租界，昆班四处逃奔，“再要聚也聚不起来了”。(17)各曲社也多半在此期间停止活动，“唱昆曲就衰落到‘绝响’的地步”(18)。昆曲本已走向风雨飘摇之末路，战乱则是致命一击。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兵家纷争乃司空见惯，但在战后重建中，统治者和以知识群体为主体的社会中坚力量多加强、巩固文化传承建设，以明确其在文化网络体系构建中的身份和角色，有助于恢复、重整社会秩序，使之回归到“常态”生活样式。究其实质，仍是在原有社会发展轨道和窠臼中的“量变”。近代社会，一切都在朝向天翻地覆的质变，昆曲等文化元素不可能成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之要件。 (二)制度变革与传承“断流” 在近代中国，与知识群体最为攸关的制度变革首推科举制的废除，“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这从根本上断绝了知识群体法定的仕进之途，剥夺了他们既得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20)这实际上是瓦解了依赖封建政权的传统知识群体。民国时期即有人分析，士大夫阶级自身“也已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因此，“昆曲逐渐没落了”(21)。据当时人回忆，“士大夫们逐渐没落，巨家富室破产的很多，新兴的暴发户大都不懂昆曲，缺乏文化教养”(22)。在丧失制度保障后，应对急剧转型社会的需求，结合个体生存和发展需要，新生的知识群体难以维系以吟诗赋词、泼墨绘画、度曲观戏、交友冶游为寄情的生活图景，不得不重塑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江南文人世家子弟纷纷走出家庭，走向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新生”。苏州的陶然社、吴社等曲社，正是因为曲友星散外地就业而解体。(23)知识群体自身发生了亘古之变，必将带来文化艺术生活的转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