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是清王朝自我救赎的最后努力。时人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①不幸的是，清王朝最终被革命推翻。大韩帝国与清王朝的命运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当清王朝以行新政而亟图自救的时候，大韩帝国也以“独立自主”的名义而在日本殖民地化过程中苦苦挣扎，但终究逃不脱被吞并的劫难。当然，这些都是今人的后见之明。至于在当时，清王朝与大韩帝国各自沿着几乎平行的轨道走向深渊之际，这对难兄难弟曾经是否及究竟如何互相观照，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关于日韩合并在华反响的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这里先就韩国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略作探讨。学界以往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关于大韩帝国时期韩国舆论对中国认识的研究论文，揭示了韩国舆论视野中的清王朝的三个面相：一是作为韩国蔑视对象的中国，二是作为东亚和平一员的中国，三是作为改革模型的中国。②另外，中国学者王元周先生在探讨韩国人对中国否定认识的历史根源时，认为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韩国的启蒙思想家为树立民族主义，往往把中国作为韩民族的对立面，这便使韩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建立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否定认识基础之上。韩国学者朴敬石先生在评论该文时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管哪个时代，对对方的否定认识和肯定认识都会共存”，“应考虑到韩国人对中国认识的整体侧面”。③实际上，究竟韩国人对中国认识如何，当然需要整体上的观照，但每一项具体的研究都可能提供一些具体的侧面，也是无可厚非的。本文拟以大韩帝国时期的重要报刊《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报道和评论为基本材料，④探讨韩国报刊媒体对清末新政的观察与反应，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其认识中国问题，而且还有其自身反省问题，其实这个认识过程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这无疑为近代中韩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提供又一个新的侧面。 一 报道涉及面及其偏差之处 《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均开设“外报”与“论说”栏目。这些栏目有大量关于清末新政的报道和评论，具体涉及清末新政不断展开的各个方面及其整个过程。虽然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新闻关注点时有转移，再加上清末新政也是在不断地调整政策的过程中进行，使《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相关报道不免显得凌乱斑驳甚至舛误杂出，但综而观之，尚不难看出清末新政的整体概貌。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年)所进行改革的总称，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领域等多方面的变革。对于这些变革，《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的报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关于政治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与洋务运动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变革指向制度层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变革。新政开始不久，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总机关。《皇城新闻》先是作了简要的报道：“清国于去月廿一日发表组织督办政务处之上谕，以庆亲王、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在其任地兼摄，还行北京后举行政务改革。”⑤随后，该报又全文译载了这道上谕。⑥日俄战争后，立宪思潮涌动，促使清廷进行预备立宪。对于清廷宪政改革的各个关键环节，《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都多有关注。如，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各国富强之基础在于宪法，政务采诸公论，决于庶民。为济今日时艰，宣布立宪政治，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公论。然而民智未开，准备未齐，先以官制改革为始，然后改革法律、教育、财政，振兴武备，斟酌各国政法，制定宪法。”⑦再如，丙午官制改革的报道：“清国颁布官制改革上谕，内阁、军机处之一切规定依旧，外务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称民政部，户部改称度支部，合并财政处，礼部合并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学部依旧，兵部改称陆军部，合并练兵处与太仆寺，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前，暂时归陆军部，刑部改称法部，大理寺改称大理院，工部与商部合并，改称农商工部，邮传部新设，理藩院改称理审院(理藩部——引者注)，资政院新设，审计院新设。”并列举了军机大臣及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名单。⑧随后，还对新旧官制及各衙门新旧职官详细列表对照，⑨其变与不变之处一目了然。又如，九年预备立宪上谕的报道：“清帝颁下上谕，从本年起九年间，国会开设诸般准备完毕，同时颁布钦定宪法，施行各种规定，宪法、议院法、选举法、逐年准备条项在官报颁布。”⑩又如，奕劻内阁设立的报道：“庆亲王被命总理大臣，以下各大臣亦有任命。”(11)稍后，还就清朝新设内阁发表了评论文章。(12)其他如五大臣出洋，第二次考察宪政大臣的派遣，谘议局与资政院的创办，国会请愿运动等等，均有相关报道，不再一一列举。 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对于商部的设立与银行货币、财政税收等制度改革多有关注。如报道设立商部：“为振兴商工业，下达新设商务部之上谕，命载振贝子、袁世凯、伍廷芳等辩成律令章程。”(13)又报道新货币制度：“清国从来货币制度在区域上多有不同，经济上颇不便利。清国官宪为此做统一之改良，数年前计划以来，意见不一，主张各异，今尚确决。今番度支部新制货币制度内容：以银为本位，单位一元，其重量七钱二分(银九分铜一分)，其辅助货币为五角、三角、五钱(共银八铜二)及一钱，加以五角铜制、五元铜货，与小银货交换。”(14)还有对清朝财政状况与清理财政的报道：“清国财政极度紊乱，殆至不能收拾之情状。”据统计，中央岁入8820万两，岁出10112万两，岁入不足1292万两，度支部之填充策乃命各省增纳1870万两。各省岁入银207572552两，岁出银224556516两，岁入不足银16983504两。各省仅奉天、江北、河南、四川四省岁入超过岁出，其外皆呈入不支出之穷况。中央政府尚有外债计超二十亿。清末新政中有一项重要举措是清理财政，但并不成功。“泽公任度支部尚书，整理全国财政。设全国清理局，中央泽公亲裁，地方各巡抚处理。各派督监官，调查真相。世事中如意者不过十二，况乎清国财政朽废已久。清理官一到，急调帐簿一览，急制暂时瞒过，其实际情状如前，旧态难祛。泽公之中央集权主义毕竟失败，至有其辞职说传播。”(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