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4—0098—14 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一批来自欧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通过在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将西医传入中国的这一过程，被现今治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者们称之为“西医东渐”。新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开始注意到，被以往研究视为与西方近代医学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中国本土医疗和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并非只是作为反衬其文明进步的被动“他者”，二者之间常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重要历史演化。代表性著述如美国学者伦肖(Michelle Campbell Renshaw)于2005年出版的《适应中国：在华美国医院(1880－1920)》，就挑战了以往关于近代中国的医院制度是由医疗传教士引入，照搬西方医院管理模式的叙事范式，认为这些西式医院在房屋建筑、病房管理和资金来源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以化解他们作为外来人，以及医院作为一项外来医疗制度所承受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压力。①相关研究还有2007年中国台湾学者张嘉凤对19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2008年中国大陆学者高晞关于“解剖”(Anatomy)的中英文翻译以及2010年陶飞亚对传教士中医观变迁的诸多研究。②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从具体案例出发，不同程度地论及到其时西医对中国本土医疗知识体系的认知，及其所做的各种文化适应和调整，标志着华人当地社会在此“西医东渐”过程中的意义开始浮出水面，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这自然有助于动摇以往欧洲中心史观片面强调西方知识进入非西方社会时的无所不在，或无所不能的普遍性。③不过，从进一步研究的角度来看，除中国台湾学者张嘉凤较多关注了其时中医的作用之外，其他这些最新的研究似仍聚焦来自西方的医疗传教士，浓墨重彩的还是其单方面的审时度势，主动适应和调整，华人当地社会的推动在叙述中若隐若现，仅作为背景而未重点讨论。因此，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力求让华人当地社会走到历史前台，作为研究的主角，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与西洋医生们交往密切的儒家读书人、华人助手及病家，在此“西医东渐”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 一 儒家知识人及当地中医的治疗实践 陶飞亚的最新研究已正确地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来，那些在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的医疗传教士们，确有相当多的人对中国本土医疗知识体系持批评态度，其中不乏一些言辞“激烈”之人。④然而，就医疗传教士方面来看，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典籍，外国人如果想要有所了解，最大的困难是必须阅读那些用文言文书写的基本古典文献。在19世纪则几乎没有一位医疗传教士具备这种阅读能力。最早如1808年抵达澳门，并于1820年前后在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诊所帮助行医的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曾观察过广州和澳门商铺里出售的中草药，称有很多是从未载入欧洲的药典，且还知道社会需求量相当可观，因而极为懊恼自己“不懂中文，无法去作实际调查”。⑤同样，陶飞亚提及曾“激烈”批评中医的嘉约翰(John Kerr)，中文能力也不会太好。资料表明，嘉约翰于1847年毕业于美国费城著名的杰斐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后在俄亥俄南部当了7年的实习医生，于1854年5月15日抵达广州，1855年5月5日掌管了由伯驾(Petet Parker)于1835年创办的广州眼科医院。一般而言，此时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多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汉语学习，嘉约翰抵达广州后却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强化过程。⑥以后在他的医院里，先有英文能力很好，即1836年就作为伯驾的学生和助手的关韬(关阿杜Kwan Ato)，1858年又来了曾于1847年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1848－1853年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留学的黄宽(Wong Fun)。⑦他们之间能够用英文交流，故可推论嘉约翰没有多少实践机会提升自己的中文会话能力，更遑论阅读书面语的文言文。 那么这些医疗传教士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怎样了解到中国本土医疗知识体系及如何对中医们进行评估？李温斯顿的信件给出了答案，即诊所和医院聘请、雇佣或他们相识的中国人充当了这一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引介。李温斯顿说就中医问题请教了有相当中文阅读能力的马礼逊，得到了他的欣然应允。马礼逊买了一部《本草纲目》，并结交一位著名中医和一位华人药剂师，还有一位常到他那里去的通晓中药的行家。马礼逊购买了这位行家所存的全部药草的样品，以便让李温斯顿去检验。李温斯顿说：“那位行家还向我们讲解了他所采集和出售的各样草药的性能等。”⑧同样，嘉约翰对中医和中国本土医疗体系的了解，也可能是通过上面提及到两位英文流利，且有一定中医药知识的华人助手关韬、黄宽。证据之一是在1866年嘉约翰主持的博济医院的附属医学院里，关韬讲授的课程是“实践和中医学”(“Practical and Chinese Medicine”)。⑨证据之二是在嘉约翰撰写的《西药略释》扉页，一位莆田籍的士人林湘东撰写的序中，称嘉约翰完成是书写作之后，“不敢自以为是，复敬请大国手黄绰卿(即黄宽)先生迭次校勘，而后付诸剞劂”。⑩最能显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被认为在当时医疗传教士中的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最好的合信(Benjamin Hobson)。(11)他于1838年毕业于1836年才成立的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获医学学士学位。尽管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但他随后通过了皇家外科医师资质的考试。1839年合信抵达澳门，先后在香港、广州传教行医，1857年抵达上海，直到1859年离开中国。在广州、上海的这些年里，他翻译和撰写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医学著作，(12)署名中列有华人撰作者的是在广州的陈修堂和在上海的管嗣复。 正是有这些当地知识人作为推动，这些医疗传教士方能较顺利进入中国社会，按照华人的阅读习惯，传播西医治疗理念。先就嘉约翰的助手关韬来看，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资料证明他有儒学背景，但资料表明他的学生中有几位就是中医，或出身于中医之家。(13)那个时代习中医之人相信所谓古圣贤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故“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14)以此作为推断，关韬在嘉约翰主持的博济医院里讲授“中医课程”，就不会有太少的儒学文本知识。再就为嘉约翰的《西药略释》作序的林湘东而言，他说自己：“非世擅岐黄，然生平红慕杏林，香怀桔井，尝历考本草医方诸书，穷原竟委，方谓药经阐发已极周详。”(15)那个时代的儒家读书人多认为：“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里酒食，非孝子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16)这也就是所谓的“儒门事亲”。鉴于当时很多儒家士人兼览医书，钻研医术，故由此可推断林湘东也属于这一阶层。此外，资料明确记载了与合信关系密切的一些儒家读书人的身份。早在1841年，合信在澳门医院的一位华人学生兼助手的陈阿连(Chan Apun)，就受到过良好的本土教育。(17)合信在上海译书时的文字合作者管嗣复是一位秀才，其父师从著名的桐城派文人姚鼐(1731—1815)，太平天国事变时辗转来到上海，与著名改良思想家王韬结为好友，一起评诗、题咏、啜茗和小饮，经常谈论儒家士人共同关心的治国安邦平天下的话题。王韬称他“亦雅好岐黄”。(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