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2)030051－11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①革命派非常重视联络、发动、利用会党，以加强反清力量，而致公堂和中和堂均为其中之重要者。对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学界已有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著作及文章论及中和堂及其主要创建者尢列。②颜清湟所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对新马中和堂早期(1901—1906)的论证较为精辟，对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中和堂某些人物的事迹，也有涉及，颇有价值。[1]黄建淳的著作《新加坡华侨会党对辛亥革命影响之研究》，在探讨中和堂及其与新马华侨革命领袖如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的关系时，亦有自己的见地。[2]而章志诚《尢列与中和堂》一文，或可说是目前有关中和堂的第一篇专文。[3]此文就尢氏反清革命思想的形式、创立中和堂的原因与经过、中和堂和革命党的关系及中和堂的性质及其革命作用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然而，作者对中和堂的兴起与发展、新马中和堂与当地革命派及同盟会的关系嬗变等方面，则叙述模糊不清。 中和堂与旧式的秘密会党有所不同，创立之时它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其首领尢列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之一。作为兼具革命团体性质的秘密会党，中和堂在辛亥革命时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学界对其兴起、发展，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并不全面、系统。③鉴于目前学界对中和堂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 一、在革命中兴起的中和堂 中和堂创立于革命困厄之时。当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革命组织涣散，加上维新派的排挤，革命派力量大为削弱。为了加强革命领导，重整革命阵营，由尢列发起的中和堂发端于香港，并在日本横滨有所发展。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同志四散，其在粤之机关，全部瓦解。香港兴中会总部，因无人主持而面临困境，“党务日弛”，革命工作难以为继。尢列后从越南西贡潜回香港，召集同志，于1897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在九龙西拱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中和堂，取“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使兴中会员得天地之和，无流离崩溃之苦”。[4]尢氏对此忆述说，广州起义失败后，“会员之逃亡海外者过半”，国内“领导无人”，“于是丁酉三月不得已而组中和堂……以济兴中会之不逮。”[5] 尽管史料记载无多，但香港中和堂确有其事。港英政府文献显示，中和堂是第一个以香港为总部的三合会，目的是团结和领导当地的秘密会党(多为劳工阶层)，引导其加入革命阵营，“虽然该会为不合法组织，但完全以政治活动为目标，并无以私利为目的来进行恐吓、行劫或谋杀的罪行”。[6]尢列早年即加入洪门，通过他的努力，中和堂在联络兴中会余众及当地三合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7] 而对于横滨中和堂的发源及改造，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自由所述亦不尽相同，然皆认为尢列、陈少白二人与它有莫大关联。[8]后之学人、政客多因循冯氏之说，不加考订，以讹传讹。可事实上，陈氏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横滨中和堂相当熟悉，故其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的说法更为可信。[9]也就是说，中和堂原名“忠和堂”，为陈所代为定名。陈氏1899年4、5月间因受孙中山派遣往香港筹款、办报[10]而离日后，忠和堂继续与保皇会对抗。 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899年1月17—20日，革命派与维新派因大同学校职员改选之事发生冲突，校内的改革派(孙中山派)于17日“以一百五十一号忠和堂的名义在居留地内的两处地方张贴红纸告示”。[11]可见，“忠和堂”一名迟至1899年初已经出现。④1900年10月31日，尢列因助孙中山策划华南独立事被清政府悬赏通缉，避往日本，抵达神户，[12]并于11月15日移居横滨山下町一百九十八号中国人鲍式照处。[13] 此后，尢列联络忠和堂成员鲍唐、翟美徒等改造之，并改其名为“中和堂”，被举为会长。尢出任中和堂会长后，一方面继续招纳华侨劳工中的私会党参加，对他们加以革命思想的训练和教育，以推进革命宣传工作；[14]另一方面，时常邀请革命志士前来演讲，以增强其“种族观念”，并加强与兴中会的联系。1901年1月1日，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召开元旦庆祝会，与会者有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中和堂代表尢列、翟美徒及励志会会员等三十余人。[15]可见，中和堂在留日学界及革命派中已初具影响。就横滨中和堂而言，陈、尢均只有改造之功，而无创建之劳。冯自由曾云，中和堂系“旅日华侨工界所设之小俱乐部，并非革命党员所组织，陈少白、尢列曾利用之以反对保皇会”，[16]此当为中肯之论。 二、中和堂在新马的拓展及其对当地革命力量的调动 1901年4月20日，尢列搭乘博多丸号汽船，由横滨启程，[17]经神户前往新加坡。[18]抵新后，他即致力于宣传革命排满，使革命派与当地华侨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进而建立新马中和堂。在他的努力下，当地的革命运动与革命势力开始奠定基础。此为笔者论述之重点所在。 早在1900年6月，孙中山即已有移居新加坡，借机游历南洋诸岛，将其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19]然当时新加坡华侨社会风气闭塞，思想保守，革命军将领黄福、黄耀庭、邓子瑜在庚子惠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当地时皆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20]而孙氏因同年7月前往新加坡营救宫崎寅藏等人被殖民当局判处五年之内不得入境，[21]加之次年1月兴中会领袖之一杨衢云在香港遇刺身亡，[22]使得开辟一新的革命基地更显必要和急迫。尢列为孙之密友，在横滨时曾与其同寓于前田桥第一百二十一番馆，议定推进革命的两种计划——联络学界、开导华侨，[23]陪同其会晤清政府驻日公使李盛铎，[24]并协助其举行杨衢云追悼会，[25]孙氏对他的交际能力及在香港、横滨组织秘密会党与劳工的丰富经验非常熟悉，故派其前往新加坡再合适不过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