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2)04-165-12 一、問題的由來 國家問題是近代政治學的核心問題。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裡，國家觀念不甚明晰。國家觀念有對外與對內兩個部分。對外，國家為對外之名詞，近代國家觀念的產生有賴於國際社會中“他者”的存在。傳統中國獨大於東亞大陸，士大夫有濃厚的以自我文化為中心的天下觀念，“常把民族觀念消融在天下或者世界的觀念裡，他們只把民族或國家當作一個文化有機體，並不存有狹義的民族觀與狹義的國家觀，民族與國家都只為文化而存在。”①這使國人於政治之學、國家之義，“皆若不甚分曉”。②近代以來，在列強的侵逼下，中國與中國文化均面臨嚴重危機，抱持“民胞物與”觀念的士大夫發覺，民與物均有國別之分，國家存亡直接關乎文化興衰。戊戌時期，康有為提出保國、保教、保種的任務。張之洞認為，此三大任務中，保國為關鍵：“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保教、保種之道即在保國。③自戊戌起，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國家富強的追求取代了衛教的文化關懷，大同理想讓位於近代國家構建的政治訴求。 對內，近代國家建構的核心在處理國家與個人之關係，其最基本的問題是：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個人有參政的管道，並通過政治參與構建其國家認同；個人享有自由權利，此權利為國家權力的邊界；國家之目的與職分，在維持公共秩序，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國家權力對個人自由的干預，其正當性須經嚴格的拷問。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以君權天授為基調，君主統治權來自上天，不需經國民同意；君則行仁政以慈惠其民，民則忠君以衛社稷；個人的概念在中國傳統中是不存在的，正統思想“未嘗離國、家而認個人之存在”④，人或民往往是整體性概念，而非個體概念，個人在國、家之中，無所謂權利，其立言行事均當由其在國、家中的職分決定。 影響近代中國人國家觀念建構的因素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惡劣的外部環境使得國人特別關注國家富強。在被強制性地捲入近代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初期，國人尚未覺局勢之嚴峻。庚申之役後，有識者乃有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強敵的觀念。洋務時期，國人習慣以“戰國”一詞描述國際局勢，認為當時的世界還是一個各國以力相較的時代。戊戌時期，競爭進化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輸入，引起國人強烈的危機意識，競爭圖存、優勝劣汰的觀念深入士人心田。庚子後，帝國主義論輸入。這種理論“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寧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民族，為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為放棄責任也。”⑤由此，“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為天經地義之公德”。⑥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劇烈鬥爭以及帝國主義論的強權邏輯，造成中國思想界深沉的危機感，不少人覺得，列強競爭的最終結果，世界上多數國家將消亡，能存立的只有幾個勢力最強大的國家。 第二，近代中國人建構其國家觀念的主要思想資源來自西方，而當近代中國人構建其國家觀念時，西方思想正經歷深刻的變化。隨著列強向壟斷资本主義轉型，資本日趨集中，日趨國際化，其內外矛盾加劇，自然權利的個人主義，已不適應資產階級的需要，要求國家干預經濟、保護勞動者權益、限制壟斷資本過度發展、參與國際競爭的呼聲高漲。越來越多的學者放棄人權天賦說，強調國家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不存在抽象的理性的利己主義的個人，個人的理性、精神、自由權利並非天賦，而來自社會；不再強調自由權利的絕對不可侵犯，而更多地從自由權利的實際功用解釋個人自由權利的價值。限制國家權力的主張被拋棄，積極的國家觀念越來越有市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家主義在歐美聲浪漸高，即便號稱自由主義祖國的英國，自格林(T.H.Green)開始的新黑格爾主義即強調國家干預，里奇(D.G.Ritchie)、鮑生葵(Bernard Bosanquet)等則深受黑格爾國家理論的影響，有明顯將國家神聖化、絕對化的趨向。 近代中國人國家思想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不是英國、法國的自由主義，而是經由日本思想解釋的德國思想。德國資本主義發展較英、法晚，當英國、法國資產階級國家已經建構完成時，德國面臨的任務還是實現國家統一，建構民族國家。因此，近代德國國家思想有濃厚的重國家、輕個人的傾向。薩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曾指出，個人權利的理念在近代德國人的政治覺悟中所具有的作用，遠較英國人和法國人低；近代德國人對於維護私人判斷和個人行動自由以對抗國家的意義，缺乏足夠認識；近代德國的政治統一、經濟現代化和經濟擴張，不像英國、法國那樣，由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而來，而是在強烈的政治指導下實現的。⑦日本近代化以德國為師，而日本又是近代中國接受西方思想的重要中介，德國模式、德國思想通過日本，對中國思想界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國際環境的壓力與外在思想潮流的變化，使生息於本就缺乏個人主義傳統的近代中國人有比較濃厚的國家利益至上的趨向。此種傾向在政治思想上，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第一，政治理論上有明顯的國家主義、國權主義的傾向，在國家理論上則表現為國家有機體論有廣泛的市場。關於國家起源，西方有契約論與自然論，與之相應，關於國家性質有機械說與有機體說。契約論以為，國家非自然而成之物，乃人為保障自我權利而創造的機械。自然論則認為，國家非人所創造，非國民的簡單堆積，而是因著人類的社會本性，在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的有機體。國家有機體論有兩種趨向，其一是斯賓塞的國家有機體論，以國家發達有賴於構成國家之各分子即人民個體的發達，發達國家的途徑就是減少國家干涉範圍，發達個體之能力。嚴復之鼓吹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梁啟超之鼓吹新民，皆據此種國家有機體論。斯賓塞之意在衛護個人自由權利，而嚴復、梁啟超之目的則在藉個體之發達，求國家之發達。另一種有機體論是伯倫知理為代表的德國學者的主張，認為國家是有機體，是一個有其自身之目的與意志的人，此論意在為國家主義張目。後一種國家有機體論在清末民初影響很大。梁啟超反復鼓吹國家之第一目的在其自身之利益，第二目的才是國家構成分子即國民個人之利益；當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衝突時，只能犧牲人民利益，不能犧牲國家利益，其理據即是國家有機體論。無論持哪一種國家有機體論，梁啟超關注的焦點都是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