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对姉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

      一、引论

      近代中国以日本为桥梁吸纳西洋思想，是西学东渐大潮中引人瞩目的现象。①1900-1910年间，中日两国思想界均出现了关注宗教的倾向。分析日本宗教学说对清末革命思潮的触动和影响，有助于揭示中国思想界在接受日本影响时所呈现的复杂面相。

      姉崎正治(1873-1949)是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日本宗教学的先驱，在文艺批评方面也享有盛名。他早年钻研印度古代思想，后来对日莲宗、基督教均有广泛研究，撰有《印度宗教史》、《比较宗教学》以及《宗教学概论》等著作，具有日本宗教学第一人的位置。②1900-1910年间，日本社会出现宗教思潮高涨的局面，③姉崎正治即是重要代表人物。

      庚子之后，中国也兴起从现实角度探讨宗教与群治关系的思潮，开始系统化地从理论上体认宗教对群治的价值。“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其仪文清浊，亦本于随时之义而成之，而皆有翼群之用”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④章太炎1904年出版《訄书》重订本，大量翻译援引姉崎正治的著作，是清末革命思潮接受日本新型宗教学说的突出例子。

      章太炎说：“喌法鬼神之容式，芴漠不思之观念，一切皆为宗教。”⑤可见，他所理解的“宗教”，范围非常广泛，举凡巫觋下咒驱鬼降妖、世人崇事鬼神，乃至种种无边无际不可思议的观念，均包括在内。⑥革命人所看重的是宗教召唤大众、鼓舞和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章太炎倾心于姉崎对宗教力量的赞美，陶成章在日本学习与宗教实践关涉很深的催眠术，⑦蔡元培和章太炎合译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都意在探索宗教如何影响人心，以利于革命的组织动员。

      章太炎1902年东渡日本，饱览“和、汉文籍”，⑧汲取明治时期日本学界思想，其成果蕴含在《訄书》重订本中。⑨日本学者小林武的研究表明，《訄书》重订本中《原学》、《清儒》、《通谶》、《订文》所附《正名杂义》等，皆有部分段落译自姉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及《上世印度宗教史》；《原教》(上)则几乎全部译自姉崎《宗教学概论》之附录——《宗教概念的说明契机》。⑩章太炎是这一时期最关注姉崎的中国思想家，(11)《訄书》重订本所吸收的日本明治时期思想，以姉崎的著论居于核心位置。

      戊戌前后，章氏原本“与尊清者游”，(12)其《儒术真论》(1899)、《訄书》初刻本中的《榦蛊》篇(1900)等著论恪守儒教不语怪力乱神的理念，试图以孔子之教为“正信”，来匡正包括民间宗教及佛道在内的所谓“淫祀”与“异端”。1900年后，太炎决心反满光复，1906年流亡日本主编《民报》，对佛教的认知发生急剧转向。《訄书》初刻本的《鬻庙》一文曾倡导庙产兴学，同时期的《菌说》最反感“佛必以空华相喻”，(13)《榦蛊》则批评《涅槃经》，认定佛教“犹不免于上古野人之说”。(14)到1906年，他力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15)佛教成为首选。佛教俨然化“淫”为“正”了。太炎本人更经历了学术上“转俗成真”(16)(由认定荀子韩非所说不可易，到尊崇释迦玄言)的变化。他对“淫祀”，即主体为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由原初的严拒变为宽容。当初，他批评它们是妄惑之见，“椎鲁无理”，“眩不可解”，(17)主张坚决扫清。而《民报》上的《答铁铮》(1907)却转而称：“若愚民妇子之间，崇拜鬼神，或多妖妄，幸其蒙昧寡知，道德亦未甚堕坏，死生利害之念，非若上流知学者之迫切也，若专为光复诸华计，或不必有所更张。”(18)《齐物论释》(1910)更提出：“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19)显然极大地改变了早年的看法。

      关于章太炎与姉崎思想的关系，笔者尚未见到相关中文著论，本文的探究借鉴了日语学界的成果。(20)

      二、从语文学出发的宗教认知

      梁启超比章太炎更早地了解姉崎正治。1899年5月13日，姉崎介绍梁启超参加日本哲学会春期大会，(21)梁氏“与东洋文明国诸贤哲相见”，发表了《论支那宗教改革》。(22)章太炎阅读姉崎的著作，很可能是由于梁启超的推荐。1902年2月底，太炎第二次东渡日本，当时《新民丛报》甫创刊，抵横滨后，“见任公”，(23)暂寓新民丛报社。其后阅览和、汉文籍，“闲作文字登《丛报》中，以供旅费”。(24)连载于《新民丛报》第5、9、15期的《文学说例》，刊登于第6期的《周末学术余议》，即有太炎最初接触姉崎思想的痕迹。同年回国后，修订《訄书》，则大量征引姉崎正治、远藤隆吉、桑木严翼等日本学者的著作。(25)其中《原学》、《清儒》、《通谶》、《订文》所附《正名杂义》(该文吸收了《文学说例》的部分内容)、《原教》(上)等多篇，均迻译援用了姉崎正治的著作。

      《文学说例》和《周末学术馀议》显示了章太炎初步接触姉崎思想的轨迹和知识路径。

      “假借”是传统小学六书的主要概念之一，“表象主义”则是姉崎论述宗教问题所采用的一个具有核心价值的概念。章太炎对姉崎思想的汲取，表现为他接受了这位日本学者关于表象主义的观点，由此释读假借概念，并从语文学出发，对宗教领域的文野之见发表了独到看法。

      姉崎所言“表象主义”即symbolism(今译为“象征主义”)，(26)指人类用直观的、感性的形式，来表示抽象的概念，表达内心的欲求。姉崎以表象主义来解释宗教，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意志的自我扩张，它以感性的现象、可见的形式作为表象(亦即象征和表现的中介)，来理解超验的神的存在，(27)反映了人类企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的天性。(28)不过，由于直观的现象和形式终究不能完全与抽象的概念吻合，因此表象主义必然存在缺陷，以表象主义为基础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一旦人们内心的欲求过深乃至发狂，却又无法追及超验的神，宗教的病态就会加重。

      章太炎对姉崎的见解大感兴趣，并由此而联想到六书中“假借”的问题。他以许慎对假借的定义为依据，认为假借就是引申，亦即从意义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出发，由本义引申出他义。(29)假借之所以流行，是由于表示事物本义的符号非常有限，而无数的事物需要命名，大量抽象的对象需要界定，因此只能通过“假借”来进行联结：“夫号物之数曰万，动植、金石、械器之属，已不能尽为其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概括，在无形者，则更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30)章太炎认为，用“假借”来达成“表象”，表明这两个概念具有内在的相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