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浓缩成一种叫做GDP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是“经济人”，一个被认为可适用于任何时代因而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的抽象个体。其二是将经济问题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加以考察，结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倾向，如城市与乡村割裂、经济与社会分离、人与自然互不相关、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其三则是此类研究无不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即使在所谓的乡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导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四是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种对立共生的辩证分析态度，过往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极化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总摆脱不了“断尾巴蜻蜓”之嫌。尽管我们往往在现实发展之中获得灵感，对过去展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释工作，但是很少自觉地把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智慧用来观照或反思当下，也很少把当下的现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以至于——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即城乡分离运动或美其名曰“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或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长期缄口不言；或听凭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肆意鼓吹。无论如何，这都不利于对中国乡村经济之历史的认识，也无助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乡村经济的走向与命运。 早就应该到扭转这一倾向的时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国度，一切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可是，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城市化、非农化的潮流，我们更应该从反面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农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终结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否将因此面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走出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捡起一个极具洞见却备受冷落的概念，即“没有分工的市场”，也就是从农工结合的角度，或许会对近世中国数百年乡村经济的历史变迁贡献一点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暂且停留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鸣之中，希望借助对这些争鸣的梳理，寻找可能的线索。 一、“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笔者捏造，是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据吴先生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理解，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①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这种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也在逐步成长，近代以后，其作用愈益显著，而前者作为小商品市场，在吴先生看来，是必须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场所取代的。不少中国学者因之主张将这样的市场作为虚假市场而踢出研究视野之外。②近年来，吴先生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越来越强调基于社会分工的斯密型市场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放弃“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其对历史过程的斯密式解释，实际上又将此前所谓的“小商品市场”或“虚假市场”转换成“斯密型市场”了，客观上也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 这一变化与近十余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相辅相成。后者是在吴先生曾经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或后来的近代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衍伸出来的，反过来又对前者乃至中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观点有多少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在于隐身其后的新的规范认识或理论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③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④林刚则依据对斯密原著的阅读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梳理，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不当运用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辨析。⑤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