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茶叶和鸦片贸易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迅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当然得益于上海的开埠，以及上海特殊而优越的地理位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北及长江沿岸许多城市又陆续增辟为开放口岸，这使上海在全国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鸦片战争后至189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增加了6倍多，其中上海对外贸易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而在进口方面，上海更是占到了全国进出口总值的60%以上。①此前学术界对丝织品和棉纺织品贸易研究比较多，而对其他商品种类重点关注较少，因此我在本文中着重指出，上海的发展同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贸易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一、鸦片战争后上海茶叶和鸦片贸易的快速发展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最大宗、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至19世纪60年代，茶叶出口占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60%，此后也常年保持在25%以上。

      如本文开头所说，上海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成为茶叶出口最重要的港口，是因为上海开埠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出口茶叶的产区大多接近上海，不仅空间距离较近，而且交通也很方便。比如江西、安徽、浙江所产茶叶，通过水路可以直达上海；福建武夷山的红茶，28天左右也可运到上海，而运到广州则需6周甚至要两个月以上。②茶商从上海出口茶叶比从广州出口茶叶，成本降低了很多。“次等红茶，上海收购成本要比广州低百分之十至十五；绿茶低百分之十至二十。”③鸦片战争后，延续多年的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的制度被打破，而上海又具备天时地利的优势，因此茶叶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至上海。至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就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上海的开埠和崛起，中国茶叶出口方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茶叶出口总的趋势是量增价减，这一方面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银贵钱贱、茶叶质量降低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茶叶从上海出口比广州出口成本降低了很多，从而影响了茶叶的价格一路走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后半期更加明显，比如，1867年中国出口茶叶1314千担，出口金额31123千关两；1894年，中国茶叶出口额1939千担，出口金额为33197千关两。④27年间，出口量增加了近47.6%，但出口值只增加了6.67%。

      1853-1856年，除1854年以外，从上海出口的茶叶数量年年超过经由广州出口的数量。1855年上海茶叶出口量为8022.1万磅，广州为1670万磅，上海竟超过广州近5倍，是1844年出口量的69倍多。⑤不过，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度控制在太平军手中，茶叶生产和贸易受到干扰，上海茶叶出口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乱改变了茶叶自内地运往条约口岸的路线。战乱刚开始的几年，因为有太平军的危险，茶叶运输主要不是取道快捷的长江，而是从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经陆路翻山越岭，最后艰难抵达上海。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大部分茶商遂将茶叶转运至福州，于是福州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茶叶出口的一个重要口岸。战乱初期，上海茶叶出口占到了全国出口总量的80%左右，随后呈下降趋势，而福州则因为沿海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以及靠近武夷茶区，茶叶出口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有些年份的出口量超过了上海。⑥

      与出口形成对照的是，19世纪中国最大宗的进口商品是鸦片。19世纪70年代以前，仅鸦片一项商品就经常占中国进口总额的40%以上。

      鸦片战争以前，进入中国的鸦片都是从香港转口输入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很快成为进口鸦片的重要口岸。1847年从上海进口的鸦片估计为16500箱，1894年增加到32550箱(合35804担)，分别占全国进口总量的49.6%和57%。其中，1854年7月至1855年6月的一年中，上海进口的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货值竟达911万两，占到了72%。当然，在上海进口的鸦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转口到其他口岸的，其中绝大部分转运到宁波和长江流域的几个分运口岸，如镇江、九江、芜湖、汉口，以及北方的天津、烟台、牛庄等口岸。但即使减去这些转口数量后，上海本口岸的进口量仍然很大。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上海成为鸦片最大的进口口岸、最大的转运口岸和最大的消费口岸。⑦

      同在广州、厦门等口岸一样，在上海经营鸦片贸易的洋行和鸦片贩子几乎是公开地进行交易的。运载鸦片的船只并不直接开进上海，而是先停在吴淞，把鸦片卸到吴淞趸船上后，然后空船进港。上海本地的鸦片贩子同洋行谈妥价格后，凭洋行开具的提货单自行到吴淞趸船提货。“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也都是毫不避人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整箱整箱的鸦片在街上运来运去，这是在1849年，那一年运到吴淞趸船上去的鸦片就有22981箱。”⑧

      总之，研究鸦片战争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注意到茶叶和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及其深刻影响。

      二、上海茶叶和鸦片贸易增长的契机

      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不仅没有被禁止，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尽管《南京条约》故意规避了最具实质性的鸦片问题，但实际结果是清政府被迫默认了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这是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全国迅速扩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上海成为新的鸦片交易中心的根本原因。比较而言，上海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则是内外因共同推动的结果：外因是英美茶叶需求增长迅猛，内因则主要是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样，鸦片贸易同茶叶贸易一起共同成为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上海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海鸦片贸易的迅速繁荣，除了大批中国商人为牟取暴利而积极从事这桩肮脏的生意外，亦与大批以经营鸦片贸易为主的洋行纷纷在上海经营有关。郝延平指出：“与其他地方一样，英国大代理行在上海的鸦片贸易中也起了主要作用。”⑨比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广隆洋行等老牌洋行，几乎都是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期就在广州从事贸易的鸦片贩子，他们通过走私鸦片而发财致富，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规模较大的洋行还拥有全套的鸦片武装走私船队和仓库码头等设备。其中怡和、宝顺、旗昌是当时最大的三家洋行，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鸦片和茶叶贸易。随着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来在香港和广州的洋行纷纷涌向上海。1843年上海开埠的当年，怡和、宝顺、旗昌等大洋行即来此开业，随后沙逊、祥泰等洋行也相继开业，这些洋行的主要业务都是经营鸦片贸易。如1851年，进入上海港的鸦片船共58艘，其中属于怡和、宝顺、旗昌三大洋行经理的就有43艘，计值890万元，而该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才1631万元，其中鸦片就有1200万元，仅三大洋行进口至上海的鸦片就占了鸦片总值的74%，占上海进口总值的54.6%。⑩由此可见鸦片贸易对于上海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