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大多循革命党的正统活动为叙述主线，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成立，再到袁世凯当选总统，中间穿插清政府及袁世凯的历史活动，这样的安排对于完整认识中华民国的缔造过程无疑是科学的。但在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清帝逊位以前，清政府仍然是法理上的全国性政权，如果将此一过渡时期的历史主线完全以革命活动来讲述，对于外交史的认识可能会有局限，毕竟此时的中国驻外公使仍是清政府的派驻代表。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对承认问题的研究更加偏重国际法及传统国际关系视角。 承认问题是民国成立后的重大外交问题之一，学界现有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对承认问题已经有所交待。①美国与日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态度引起学界较多关注。美国是较早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其对辛亥革命具有较多的同情，尤其是在威尔逊(W.Wilson)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外交政策及活动已经比较清楚。依据目前的材料，一般认为，日本在拖延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俄国在很多问题上具有与日本类似的立场。②但亦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强调日本曾与美国同样坚持立即承认中华民国的方针，后来由于英、法等国的牵制才不得不放弃了立即承认的主张，并提出了日本与欧美列强之间的“双重外交关系”。③除美、日之外，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在承认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④既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列强方面，力图梳理各国决定承认中华民国的历史过程，贯穿研究的主旨则是揭露各国如何通过“承认”问题尽力榨取在华利益，扩大已有的各种特权。比较而言，中国方面的决策过程鲜有梳理，至于中国必欲求得承认的目的、动机及其背后的外交理念则更少有追问。不可否认，列强确有借承认问题继承、扩大在华特权的动机，但各国之间分歧甚大，不可以等同视之。 一、承认的缘起：湖北军政府交战团体身份的外交确认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对内发表了系列通告，昭示新政府的成立。在发表对内政策的同时，军政府非常关注对外交涉。10月12日，军政府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表示承认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缔结之条约、赔款与外债，各国在华权利及外人在华财产一体保护，但同时表示，如有帮助清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⑤该照会明确表示了革命党人对晚清外交遗产的继承态度，以及所准备采取的外交原则。姑不论其反帝精神如何，正如学界所认识的那样，这样的声明其实是同盟会既定政策的运用，并无特别创新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正确的选择。⑥军政府的对外方针是中华民国外交政策的源头，奠定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外交基调。在如何对待列强问题上，中华民国没有跳出同盟会和湖北军政府所发表的对外声明的框架。⑦ 湖北军政府照会是理解承认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除对外宣示自身的外交方针外，照会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即要求列强的承认。在照会中，军政府强调主权国家所必备的三要素自身都已具备，“在昔各友邦未遽认我为与国者，以惟有人民主权而无土地故耳。今取得四川属之土地，国家之三要于是乎备矣”，行文至此，照会并未明确提出要求承认，转而提出国民军对外行动的7点方针。⑧细研照会，其行文中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如各国遵守照会所宣称的7点对外宣言，采中立态度，即表示默认军政府已经具备主权国家的三要素，亦即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有研究明确指出，军政府的照会具有明显的策略意义，“其目的在于打消列强对革命党人的担心，争取列强的同情”，“消极目标为避免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积极目标则为促成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承认”。⑨ 历史的进程亦证明了此点。军政府在发表对外照会后，紧接下来的举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明确要求各国承认军政府为交战团体。交战团体是一个近代国际法上的概念，并不为晚清普通中国人所熟知，但进入20世纪后，国人在翻译和编辑国际法著作方面出现了大量成果，那时的知识精英对国际法已经不再陌生，关键在于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运用国际法。⑩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际法学著作这样定义交战团体：“一国中之叛乱者，谋颠覆其政府而有强大之势力，或一国之殖民地有独立企图之政治的团体也，亦曰反乱团体。”(11)既然是一国内部事务，别国本无由干涉，“胡为而有交战团体承认之事耶”？根本原因在于叛乱团体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如损及第三国利益，母国已不可能处罚，出于这种利害关系，第三国只有承认其交战团体的身份，以国际法条款约束交战团体，以求达到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叛乱团体均可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在1900年的万国国际法学会上，就此问题通过了决议，规定下列情形下不得承认为交战团体：一、虽占领国家领土之一部，而与国家有别，不能保一定领土之存在时；二、其占领土上非有主权之外观及未备正当政府之元素时；三、非有军事的组织，非有规律之军队，且不从战时法及战时惯习法或宣战不用己名时。(12)以当时的国际法通行标准衡量，军政府具备了交战团体的要素。 军政府要求各国承认自身的交战团体身份，在更深远的层面上代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程度，这种依国际法而进行的外交交涉，暂不论其结果如何，都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种进步。17日，驻汉口各国领事回复军政府，承认“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表示“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13)美国在此之前已经宣布中立。英国等国的中立照会在中外双方有不同的解释。军政府认为，英国等宣布中立，不干涉革命，是对革命军交战团体身份的承认，此举无疑为革命军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我军政府与清政府交战，承蒙贵领事一秉至公，承认为交战团，并宣布中立，殊深感佩。”(14)驻汉口各国领事不认同革命军的解释，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在致格雷(Edward Grey)的电报中指出：“至其自谓各国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体，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15)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Herbert Goffe)的言语亦可印证朱尔典所言不虚，“且据各领事所闻，革军都督因吾等无论如何，迭次不予承认，颇为厌恶”。(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