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践这一概念，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过。黑格尔认为实践的理念比“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1]对此列宁指出：“黑格尔通过人的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接近于作为概念和客体的一致的‘观念’，极其接近于下述这点：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性。”[2]从列宁的评价看出，黑格尔的实践很符合辩证法，是包含着有益东西的，但是黑格尔是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来看待实践的，他时时不忘把绝对理念贯彻到他的思想所达到的领域，包括贯彻到实践中，因此黑格尔实际是把实践看成绝对精神逻辑发展的一个环节，“于是实践的本质仅仅是观念和理念的有意志的活动。” 费尔巴哈认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实践是会解决的。列宁认为他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3]。但是他并没有把实践理解为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革命实践，而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实践，他认为“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4]所以他的实践观仅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观。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人的实践观，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是有缺陷的。对此马克思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5]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能动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感性活动”。对实践不仅要从客体，而且也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即要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中把握实践，把实践看成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实践中主体的人构成实践的一端成为实践活动的发动者，在实践中主体的人总是应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把自己的作用指向客体，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客体，使客体主体化；另一方面，客体又以自身的规定性影响，限制和改变主体，使主体客体化，实践就是这一主体和客体矛盾运动过程的展开。 由于把实践活动看成是一种人的感性的客观活动，因而在考察历史时，就应看到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这个活动是人类实践的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活动。 实践的客观性还在于实践活动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进行的感性活动，在每一个具体实践活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为新一代所改变。”[7]但是这些东西也事先规定了新的一代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思想中之所以要强调实践的客观性在于批判唯心主义，并且把每一代当作现存东西继承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看作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唯心史观正是由于否认或忽视这一现实基础才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8] 承认实践的客观性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平上来考察实践。因为马克思认为：实践的真正含义在于它是人的感性活动。既然是人的感性活动，那么就应该从主体这个角度来理解实践，从而把实践看成是人（主体）用人的“内在尺度”来改造世界的活动。因为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才能达到。人通过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虽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所以动物的生产既无创造性；也是片面的。 人的生产是摆脱肉体限制进行的生产，他不仅可以进行物质生产，还进行精神生产，人的生产不仅满足了人的生存，还满足了人的享乐和发展的需要。人不仅“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9]所以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能把这两个尺度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使人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在规律发生作用的地方打上目的性的印迹，使自然界的规律朝着有利人的需要的方面起作用。这样自然界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一种属人的自然界。如遗传学对物种的人工选择，人工自然系统的出现都能体现人在实践中是怎样运用两个尺度来对客体进行改造的。这对于（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人在实践中创造人化自然，并从人化自然中来反观人本身，改造主体本身。从发生学角度说，人是通过对自然的改造形成主体地位的。古代的人和现代人相比至少在“聪明”程度上不同，原因就在于当人成为实践主体后，他处于实践主导地位，在实践活动中，由于受客体的影响，他要不断修正自己的活动，提高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是对客观规律的掌握，然后又使它转化为主体的“内在尽度”，人就用这个“尺度”去塑造客体，他塑造的客体越强大，“人化自然”的范围越宽广，主体——人的活动就越自由，人的本质力量就越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客体对主体的反改造是历史地形成的，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实践中，这种发展，一方面是自然界成了社会的属人的自然界；另一方面“人的自然的存在成为属人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无论是改造的客体还是主体“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正象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在创造着社会。”[10]因此环境的改造和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是在实践中达到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由于不了解实践的能动作用，就老在人与环境中转圈，为从这个圈里走出来，只好把社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这样就导致了唯心史观。而以实践的角度看，我们就明白，人改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