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怀疑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了许多讨论。怀疑在认识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其中最基本的是以下三种作用：怀疑是认识发展的内在活力，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内在武器，是通向真理的内在环节。本文拟对怀疑的这三种主要作用作初步探讨。 一、怀疑是认识发展的内在活力 所谓怀疑，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一种反复游移于二者或多者之间的状态”，“是一种与确认相对立的思想——一种举棋不定，一种悬而未决”。[①]怀疑就是对现存的东西生疑，重新审查和探讨，因此怀疑的含义简单地说来就是“寻求”和“研究”。 怀疑的锋芒，一是指向当下认识（如感觉材料）的肯定性或正确性，二是指向前有认识（如理论）的肯定性或正确性。“怀疑的本性在于引起思想中的变化”[②]，由于这种变化，主体陷入痛苦、犹豫、徘徊之中，从确定性的东西中发现了它的不确定性，从肯定性的东西中瞥见了它的不确定性，从肯定性的东西中瞥见了它的否定性，于是对它重新进行审查和研究。怀疑的结果必然是，确定的东西更加确定了，不确定的东西被否定与抛弃了，认识由此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实践和认识的矛盾是一对基本矛盾。实践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经常提出新的认识课题，就需要产生新的认识。而新认识的产生，又会反作用于实践，增强实践主体的能力，扩大实践对象的范围，提高实践手段的水平，从而促进实践的发展。人类的认识，就是在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辩证运动中，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而这对矛盾推动人的认识的发展，一般又是通过新的观察或实验事实同原有认识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由于实践的发展，必然使人们不断发现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不仅可以经过思维的加工、整理，充实已有的理论知识，而且也可能为已有的理论知识所不能解释，从而引起新的事实同原有理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使原有理论在新的事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发生了认识上的危机。这种矛盾和危机的产生，促使人们怀疑已有的理论，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得到发展。在上述过程中，认识主体能否发现新事实与旧理论之间的矛盾，并对旧理论产生怀疑，这是能否推动认识进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如果缺少这个环节，认识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只能在旧的理论框架内抱残守缺。正如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物理学的进化》中所指出的那样：差不多所有科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是由于旧理论在新事实面前遇到危机，即“在实在跟我们的理解之间产生剧烈冲突时产生的”。这种冲突迫使我们怀疑根深蒂固的偏见，并在“与旧概念的坚决斗争中”创造出新的观念和理论。[③]相对论的创立，就是在新实验所提供的事实使得经典力学无法解释的背景之下，爱因斯坦大胆地对旧理论产生怀疑，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从而引起了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物理学的进步。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这样的情况是带有普遍性的。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波普尔也认为，在科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观察和理论的矛盾，由于这个矛盾的存在，理论同观察既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符，这才产生了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即真理和谬误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两对矛盾的展开和交叉作用，波普尔构筑起他的科学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过程中，首先是（不完全是）已有理论同新的观察事实不符，出现谬误，从而引起怀疑，提出问题，于是导致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理论（或猜想），暂时与观察相一致达到某种真理，但是这个新的理论在以后无穷的观察事实面前又会暴露出谬误来，从而又提出新的问题，导致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无穷。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问题——猜想——反驳——问题”的科学发展图式。在波普尔的这个科学发展图式中，更加清晰地表明了怀疑是认识发展的内在活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意到怀疑是认识发展的内在活力，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世界的辩证思维方法。马克思在“自白”中，说他喜欢的箴言是“怀疑一切”[④]。毛泽东常常号召我们，遇到事情要“多问个为什么”。列宁明确地指出，怀疑方法的内涵应该是，对已有命题、结论、理论体系的否定性理解。爱因斯坦也得出了和列宁相同的结论：我们关于物理实在的观念，“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⑤]。 二、怀疑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内在武器 “怀疑地批判的头脑”（恩格斯语）是一切认识主体、特别是科学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内在武器。当一种传统理论比较流行，而这种理论实际上存在着谬误时，人们往往对于同这种理论的某些观点相矛盾的许多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习惯于用这些观点牵强附会地甚至歪曲地解释和说明客观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敢于对传统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怀疑的人，才能彻底打破思想上的禁锢，重新审视眼前的客观事实，从而才有可能得到符合客观实际的新的认识。对于这一点，古人就已经有所认识。宋代哲学家张载曾提出，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明代思想家陈献章说得很深刻，疑者觉醒之机也。就连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也认为，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这些论述都深刻地说明了，怀疑对于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 在科学发展史上，能够引以为证的事例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仅以著名的伽利略实验为例加以说明。从古代到近代，人们一直把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理论视为真理，从未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伽利略对此产生了怀疑。他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理想实验：如果把轻重不同的两物束在一起从高处抛下，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将会出现如下矛盾的情况：一方面，轻重不同的两块物体组成的复合物，比原来的一块重物重，它的速度将大于原来的重物；另一方面，由于轻物比重物下降速度慢，所以轻物加重物的复合物的速度将慢于原来的重物。伽利略由此得出：同一对象（联在一起的复合物）不可能在同一过程中既快于重物，又慢于重物，所以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就告诉我们，在科学研究中，通过怀疑而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头等大事，是科学研究进一步进行下去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的本领不仅仅在于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他是否具有通过怀疑而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所以爱因斯坦特别强调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⑥]因此我们认为，通过怀疑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怀疑在科学发现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