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思维方式是高清海教授思考“类哲学”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高清海教授的研究思路是：以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破除以往哲学以物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维方式，建立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维方式。这一思路实际上揭示了“类”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研究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类”思维方式的研究要求我们从一个新的哲学视野重新思考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哲学的现代价值；而我们只有从现代哲学发展的高度理解了马克思的哲学，才能真正领会“类”思维方式的深层的哲学蕴涵。本着这一关系，结合当代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开展“类”思维方式的研究？ 首先，应当从当代人类面临全球问题的困境出发，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人类性”的思想，开拓我们研究“类”思维方式的哲学视野。当代全球问题的出现把“全人类的利益”摆在了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面前，迫使每一个阶级、国家和民族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时，都必须在本阶级、本国家和本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之间作出抉择，同时，这又使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学会了运用“全人类利益”，把“全人类利益”作为一面旗帜、一种规范去要求、限制其他阶级、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于是，“全人类利益”就由一种客观的存在转变为各阶级、国家和民族对付国际、国内关系的手段和技巧，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当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之间、阶级之间复杂交错的矛盾关系，形成了当今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种合力。这种合力使全球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也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全球问题究竟是属于阶级、国家和民族的，还是属于全人类的？如果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么，它在当今社会为什么总也跨越不了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界限？如果是属于阶级、国家和民族的，那么，全人类利益应该置于什么地位，它与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全球问题能否最终得到解决的问题，而这正是人类面临全球问题陷入的最大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必须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厘清全球性、阶级国家民族、人类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人类性”的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产阶级的世界性与无产阶级的人类性，提出了他的“人类性”思想。在马克思那里，所谓资产阶级的世界性，是指资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不仅创造了这种生产方式，而且还不惜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把这种生产方式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迫使一切民族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创造资产阶级所推行的文明。本来，资产阶级创造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解放资产阶级自身，并且它的确实现了这一目标。但是，世界性的生产方式一旦产生出来，就不可能永远地从属于资产阶级，它要求由全人类共同享有和创造。因此，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性生产方式越发展，就越容纳不了资产阶级，它要求根除一切狭隘的阶级、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偏见，代之以适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新的文明形态。马克思认为，创造新文明形态的事业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当。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有一个与资产阶级根本不同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在继承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性文明成果的同时，克服狭隘的阶级性，在思维上形成人类性意识，在改造现存世界的活动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便是无产阶级的人类性。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是在社会历史层面和人的存在的层面上揭示了世界性与人类性的区别与联系：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世界性和人类性是相对于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而言的。世界性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的特性，它是与阶级性、民族性相联系的，必然受到阶级性、民族性的制约。人类性是指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的特性。人类性以世界性为基础，又是对世界性的内在矛盾的克服，是高于世界性的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人的存在的层面上，世界性与人类性是相对于人的不同的存在方式和特性而言的。世界性是指人的现实的存在，在时间上与过去和现在相联系。人类性是指人的理想的存在，在时间上与未来相联系。人的理想的存在以人的现实的存在为基础，又对人的现实存在具有批判性、解放性。从这一角度看，人的理想存在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改造，又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它使人的每一次发展都成为人的人类性存在的一次实现，都体现着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性不是抽象地表达人的存在，而是在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过程中创造人的存在，获得人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完美。这就要求我们从人改造现存世界、创造未来文明的活动出发，把人的现实和人的理想、人的现在与人的未来结合起来，发现和说明人的类本性。这便是马克思的“人类性”思想向我们展示的他的改造世界的哲学视野，也是我们研究“类”思维方式的哲学视野。 其次，我们应当从西方哲学思维传统的历史演变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确立“类”思维方式的理论根基。西方哲学素有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两大传统。理论思维是面向人的外在自然的思维，本质上是揭示物的存在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则是指关于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生活准则的思维，这种思维以人文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形成了面向人的生活的思维，本质上是揭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由本性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各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构成了不同的思维传统。西方哲学正是在这两种思维传统的相互作用和交替中发展起来的。近代理性哲学倡导科学与理性，把古希腊的理论思维发展到了极至，使理论思维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的唯一普遍的思维方式，遏制了实践思维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以物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的思维定向。应当承认，以物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在发现人的科学精神、推动人的理性进步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绝不是对人的存在的真正的全面的说明，必然导致人的理性的片面发展，最终引起诸如战争危机、能源危机等种种全球问题。现代哲学的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文化哲学等思潮在批判近代理性哲学中复兴了实践思维传统。然而，这种复兴的直接的理论基础并非古希腊哲学，却是18世界启蒙思想家维柯、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以及19世纪至20世纪所有的人文科学的成果。正是这样，现代哲学创造的实践思维方式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学、伦理学的范围，深化到人的本质、人的文化层面，力图从人的生活世界中发现人的生命价值，实现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这既是对古希腊建立的实践思维方式的一次再创造，又是对近代哲学发展的理论思维方式的彻底批判，是西方哲学思维传统的一次巨大更替和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