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尺度问题上，一般的论者都认识到了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多面性、多层次性和历史性等等性质，这些性质决定了社会每一特殊领域的进步都有特定的标准，对不同的领域不能使用同一个标准，每一特定的时代的发展，都有某些具体的时代特点，不能把这些具体的特点普遍化、绝对化为一切时代的发展标准。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组成社会整体的要素不是偶然的堆积，而是处于社会有机整体的一定层次结构中，并只有在整体结构中才成为有机的部分，因此，社会整体的发展是一个合规律的统一过程。而对这么一个统一的过程也有评价它的统一标准，或最重要标准。基于以上共识，比较多的论者，或者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尺度；或者把人的需要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状况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持这两种尺度的论者，分别在自己的立论范围内，作了持之有据的论证，并同时否定另一种尺度。[①]实际上，这两种尺度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往往没有被大多论者作出深刻的揭示，甚至被忽略。而这种对立统一的实质内容是通过两种尺度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表现出来的。 一 就差别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持生产力尺度的论者，立足于社会的客观性方面，客体因素，它力求如实地把握关于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它是一种从人的客观性观点、科学世界观层面来看社会进步的科学尺度。从科学世界观层面看：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庞大的客观系统，是由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精神文化系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意识等子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对于每个人来说，社会系统是先在的，是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须接受的先决条件。因此，人首先是一种被规定的社会存在，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所“预先规定”的。个人，不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激情和意欲，他总是在同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中活动并表现自己，并且，是从客体对他的投射（“射影”）中来认识自己的。在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最基本的相互作用。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包括人的素质和能力，不仅起源于这一相互作用，并随着这一相互作用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只有通过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对社会透视的一个基本理论质点，它为认识人的发展，从而认识整个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持人的尺度的论者则是立足于人这一社会历史主体，它力求从满足人的需要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的价值观层面来评判社会历史，是一种从关于人的价值观点出发来看社会的价值尺度。从价值观层面看：“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②]人在实践中塑造社会历史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社会历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史，是追求目的的人的活动的历史，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在“自由个性”基础上的每个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各要素的集合体，就个人生产力来说，这是个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的智力又包括科学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而且包括意志、动机这样的因素。而在人类身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所以，生产力本身就是人的主体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由此，用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实现的状况来评价社会就是合乎情理的。换言之，社会的一切都应为人服务，而且应根据这种服务的程度和人的发展状况来厘定社会进步的完善程度。质言之，当用生产力这一科学尺度来衡量社会的状况问题，即个人占有社会生产力总和的状况问题，这是属于客体（社会）满足主体（人）需要的价值认识问题，因而，用现实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况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是一种价值尺度。 （二）生产力尺度是反映和概括社会历史发展的发达程度，倚重于从社会的客体方面来说明社会本身的发展状况。人的尺度是标示社会历史的完善程度的一个概念，侧重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用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程度，着眼于社会历史和生产力的属人状况及其与人本身的关系。两种尺度理论视角的差异，使两种尺度具有独特的职能，并互相独立。 这种不同职能的划分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证明。生产力是在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中形成的。这里所说的需要，已经不是动物式的本能需要，而是社会性的人的需要，它不仅包括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而且包括对生产本身的需要，即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的制造和改造工具的需要。这种需要也不单纯是人的主观意欲，而首先是不得不如此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从根本上讲，发展生产力同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是内在一致的。而从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来看，生产力呈现出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也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物的不断丰富，而且也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因而，从大尺度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看，生产力的尺度具有普遍有效性。然而，从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看，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作为目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了职业活动分工这一人的活动的社会基本形式，因而造成了由于人长期固定地从事一种操作，使人片面、畸形地发展了自己的能力，人成了生产物质财富和社会产品的一个零件和附属物；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孤立、分散和疏远，使能力片面发展的人们不能联合起来占有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了，但它背离了人，人由目的变成了手段。马克思剖析了这一事实，认为人类主体的形成史是一个“前异化——异化——扬弃异化”的过程，异化构成了人类主体形成史上的必然的过渡环节。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主体——客体历史观，而不是抽象的伦理目的论的历史观。就马克思的历史观而言，它不承认历史发展具有某种神秘的抽象目的性，似乎这种目的性支配着整个社会历史的运动，历史仅仅是这一目的的实现过程。马克思只是在具体主体和具体历史的意义上承认历史运动的目的性，并且认为由自发创造历史走向自觉创造历史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在此，马克思不但运用“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说明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程度，同时又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状况”和“异化”来评价社会历史的完善状况及其生产力本身。这种评价散见于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具体指标大体有：人的能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平稳和协调；社会生产力能否用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服务，这种服务处于何种程度？显然，这种人的尺度承担着与生产力的尺度不同的职能。就马克思的主体观而言，主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创造的过程，是人们从自然存在物出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一句话，不再是“人——非人（或假人）——人”的三段式（青年马克思思想），而是“自然存在物——生产当事人——社会自由人”的过程。因此，“异化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③]由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异化顶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价值”和“伟大文明作用”，就在于打破了生产力原有的狭隘限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就在于发展出人的新的历史需要，使人超出原有的自然生存的需要。可见，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旧哲学的一个原则区别是：旧哲学不仅把人当作历史的出发点，而且用人来说明历史，马克思只是把人当作评价历史的出发点，而不是说明历史的出发点，作为说明历史出发点的是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人放到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中考察。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进步的尺度范畴，是科学性和评价性的统一，是生产力尺度的普适性和人的尺度的具体性的统一，并把两种尺度的不同职能的对立统一贯彻到具体的历史分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