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当今中国人的共识。但在发展观的问题上，一些人却走入了误区。本文即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走出误区的途径。 一、走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确立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确乎是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尺度之一。然而，如果把经济视为发展的全部内容，将经济增长视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认识上则走入了“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比如，有人在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自觉不自觉地看作唯一任务；在理解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时，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搞“经济唯一”，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对其它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或对“其它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为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各行各业都要“下海”，搞“创收第一”；在干部考核和晋升上，以“增长”论英雄，“数字”为标准，即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在理论界，有人甚至编造了经济增长万能的神话，比如，在分析党风、道德、精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时，有人认为，这是经济不发展之必然，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钱，人均收入达到多少元，这些痼疾均可不治而愈；在分析贫富差距问题时，有人认为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经济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国民收入达创一定水平之后，贫富差距又会逐步缩小，似乎经济增长自然带来一个歌舞升平的大同世界，等等。总之，经济建设是一切，是全部，经济增长是万能的、至上的。一句话，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在认识上是片面的、错误的。 第一，误在将发展简约化，单一化，忽视了发展的全面性，整体性。诚然，经济及其增长在发展中居于优先的和主导的地位，然而，发展并非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增长。因为，经济的繁荣并非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的富强并非自然带来社会问题的解决，经济的增长并非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公平的分配，经济的腾飞并非必然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事实上，二战后，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曾把加速经济增长视为最紧迫的课题，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却不甚乐观，出现了“增长与发展负相关”，“有增长无发展”的悖逆现象。所谓“无发展”，即在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增加、忽视公平等问题。正是这一悖逆现象促使人们反思“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一认识的科学性。反思达成共识：要把“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英国学者杜德利·西尔斯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徜若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个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即使人均收入业已大幅度提高”[①]。显然，在这里西尔斯已明确“增长”与“发展”是两个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要言之，发展内含增长，并以此为前提，但是，发展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增长，发展是集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贫困的消除、失业的降低、平等的促进、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升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进步于一体的全面性、整体性概念。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如权力市场化、社会运行无序化以及普通劳动者阶层的相对贫困化等问题，恐怕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无关联吧！因此，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认识上实现由简约的、单一的经济增长观向全面的、整体的发展观的转变。 第二，误在将经济工作单打一，忽视了发展过程中诸目标和因素的相关性与互动性。众所周知，经济不是孤立的封闭体，而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系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诚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而要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但是，社会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因而又必须注重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中，社会因素已占到70—80%。就是说，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诸如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倍增器，教育是明天的经济，文化是发展的摇篮，是一个民族看不见的“脑袋”，文明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灵魂。在当代，试图离开社会发展事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想象的。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是“形”，那么，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文化的进步则是“神”；如果说，“形神兼备”才是真正的发展，那么，也只有“形神”协调互动才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发展。可以说，二者离则俱伤，合则两全。因此，要实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认识上实现由经济工作单打一的观念向经济工作与社会发展事业相关性、互动性观念的转变就显得至关重要。对此，邓小平曾精辟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②] 第三，误在将经济增长绝对化、抽象化。如前所述，发展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特点，然而，这种全面性、综合性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目标和因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目标和因素的发展往往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侧重于某一因素或目标。从发展的角度看，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目标或因素就是这一时期工作的重点。同时，任何重点又都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可变换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从多重角度、多顺序角度合理平衡发展各目标的顺序，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方面，韩国崛起及其战略选择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据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介绍，韩国政府在60年代的政策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70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80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发展生产力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根本任务，同时又要充分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些社会问题将会日益突出，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失范行为增多，城市病的产生等等，因此，中国经济越发展，越应当重视社会发展，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在认识上走出将经济增长绝对化、抽象化的误区，确立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