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法观念下的汉隶与唐隶之争

      一 清初隶书学习范本的变化

      清朝初期，人们对汉碑的认识处于萌芽阶段，很多书法家的启蒙都是从学习唐代碑刻开始的，隶书的临摹也不例外。为了开展金石学研究，一部分学者进行了访碑的活动，不断发现新的汉碑，汉碑拓片也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些有见识的书家对学习隶书从唐碑入手的方法产生了怀疑，进而转向对汉碑的学习。傅山在《吾家三世习书》中自述其学书经历：“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①同时代的朱彝尊也有相似经历，他为宋荦临《曹全碑》后跋曰：“余九龄学八分书，先舍人授以《石台孝经》，几案墙壁涂写殆遍。及壮，睹汉隶，始大悔之，然不能变而古矣。”②《石台孝经》是唐玄宗所书，属于傅山所说“肥扁”一类。从唐隶入手的方法因循明代学隶风气，而从唐代至明代，隶书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与陈陈相因的惯性思维有关。唐石经书法的弊端早有人认识，如宋代赵明诚评唐《开成石经》：“《石经》录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为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余后得此记，其笔法出于欧阳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韵不能高，非名笔也。”但童蒙学习书法偏重于教化，文本内容的意义大于书法美感的意义，《孝经》作为儒家经典，是童蒙学习隶书的首选，以科举为目标而取法唐碑是整个时代因循的传统。叶昌炽在《语石》中提到当时江南郡县书法学习的状况：“吾吴郡学，有昌黎符读书城南诗碑，共四石。华事县学，有中庸格言，皆朱协极八分书也，与向子廓书濂溪拙赋，笔势正同。轮郭肉好，天骨开张，盖出于石台孝经，虽寝失古法，犹有垂绅正笏气象。”③也就是说，相比于书法的教化功能，书法的古法地位是退居其次的。《石台孝经》这类所谓有“庙堂气象”的隶书便成为最佳范本，可谓缙绅之阶。但一些有学识的书家在重新审视这种功利化的习书方式时，还是感到了不满和遗憾。如朱彝尊后来悔悟到不能“变而古”，并陷入因不能逼近古法的深深的遗憾之中。从朱彝尊晚年所临《曹全陴》来看，他对古法的领悟只是外形上的肖似。

      

      清初，书家在取法上已开始力求避开唐隶和魏隶的影响，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取法汉碑；二是放弃明代隶书传统。傅山描述了自己和子辈们力图戒除“唐气”的做法：一眉得《荡阴令》《梁鹄》方劲玺法，莲和尚(傅莲苏)则独得《淳于长碑》之妙，而参之《百石卒史》《孔宙》，虽带森秀，其实无一笔唐气杂之与中，信足自娱，难与人言也。吾尝戒之，不许乱作书，辱此法也。”④若要摒弃明代隶书传统的影响，首先要推翻的是文徵明隶书的权威。文徵明的书名很大，他的隶书方劲斩截，继承魏隶的风格，清顾苓在《跋八分书千字文》中说：“近代八分之学极推文待诏公，公固能集书家大成，且为人端谨，持大体，而八分书乃学魏《受禅碑》《上尊号奏》笔法。”⑤但文徵明以方为古的做法，在清代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周亮工《与倪师留》云：“仆每言天地闾有绝异事，汉隶至唐已卑弱，至宋元而汉隶绝矣。明文衡山诸君稍振之，然方板可厌，何尝梦见汉人一笔。”⑥文徵明在隶书的实践上有越唐追魏的倾向，他用斩钉截铁的起笔、收笔以及劲俏的中段来显示骨法，虽避免了唐人的媚弱，但又落入了方板的窠臼。其实清人也多有崇尚和取法魏隶的，文徵明之所以不能超绝于时代，还是因为对古法中拙朴自然的一面认识不够。王弘撰以为“汉隶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自余可知。”⑦并对文徵明这样的博学之士不以汉隶为宗，殊为不解：“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虫雁、枣核、四楞关、余鹅、铁鎌、钉尖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独怪衡山宏博之学，精邃之识，而亦不辨此，何也？”⑧对于这种识见的短浅，阮元归结为学术风气使然：“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⑨值得注意的是，崇尚汉学的风气并没有直接带来对汉法的崇尚，因为历朝历代都有尊崇汉学的传统。而摒弃玄谈、崇尚踏实学问的作风却可以影响对古法真谛的深究和印证，如清代文字学发达，学者们致力于《说文》，所以在书法创作中对字法的推敲就比较严密。由此可知，汉学风气是书学追求汉法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王澍对文徵明隶书的地位做了总结，他在《虚舟题跋》中《跋明文徵明隶书千文》指出：“余谓待诏此书，专师钟繇《劝进》《受禅》二表，而兼取欧阳询《房彦谦碑》。盖自曹氏篡汉后，书法便截分古今，无复汉人高古肃穆之风，犹羲之书《兰亭》，破坏秦、汉浑古风格，为后世妍媚者开前路，此昌黎讥右军，谓‘羲之俗书骋姿媚’也。要之，风会自然，作者不能自主者也。此书笔力斩绝，深得元常遗意。米元章称欧阳率更为‘真到内史’。此书真不愧此语。待诏为隶全法唐人，此更轶而上之，直到钟太尉地步。”此段话的意思有三：一是认定文徵明所学已经非古法；二是认为他虽非古法但也自有风会独到之处；三是指出文徵明超唐入魏，有钟繇遗意。

      

      综上所述，到了清中期，文徵明隶书的影响式微，追求汉法成为书家共识，学习隶书的范本也转向以汉碑为主。清代书家多以汉法自命，以彰显其博学好古和不俗的品位，这说明汉碑的正统意识已被确立。钱泳《书学》载：“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侍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⑩

      

      二 唐隶对汉隶的继承观念

      除了提倡唐碑的现实意义外，在长期以来的书学观念中，唐隶被认为是汉代隶书的延续和复兴，清初的书学思潮仍延续着这种看法。万经(11)《分隶偶存》：“今观唐所传明皇泰山《孝经》与梁、史、蔡、韩诸石刻，何尝去汉碑迳庭乎？汉特多拙朴，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多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然不相同耳。至其面貌体格，固优孟衣冠也。乃后人妄生议论，必欲分而为二。”(12)这段话是万经在讨论隶书和八分名实之辩时说的，为了说明所谓汉隶和唐八分其实是一种书体。“优孟衣冠”比喻假装古人或模仿他人，暗指唐隶是模仿汉隶的。他对二者迥然不同的风格描述也是非常深刻的，但并没有明确自己的审美取向，似乎也没有用古法的取向看待二者的差异。明末郭宗昌(13)从结体层面印证唐隶是继承汉隶古法的，他在《金石史》中说：“汉代书法高古超逸，魏才代汉，便不能小变，六朝极矣，极之而复，故唐为近古。”(14)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魏国时开始改变汉法，到六朝时已经很过分了，而唐隶重新逼近古法。但他指的“古”为何意呢？郭宗昌在《后周华岳碑》题跋中说：“乃知唐隶虽涉丰艳，结体犹为复古，然文渊隶体，险俗不入格，岂所谓俗学鄙习，蛊惑于时者耶？”也就是说，他认为唐隶的结体用的是古法，虽然唐隶整体上体现出“丰艳”的面貌，但《后周华岳碑》这类在结体上随意改造的隶书是不入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