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朝(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自高宗赵构号称“中兴”，先后历九帝，凡二十二次改元。宋、金对峙，成为南宋前一百一十年间历史的主要形势。宋、蒙(元)对抗，成为南宋后四十年的主要局面。然而，南宋一如北宋，从帝王到文士，均保持着极高的书法热情，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热情的集中表征之一。 南宋的书法活动，就其金瓯半缺的时势境遇而论，应该是足够“繁荣”的，比如刻帖的数量与质量、书法史著录之书的成就、金石学与“兰亭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御府与私家对法书墨迹的收藏、从文人题跋到学术思想，等等，均有一时之盛的表现。其中，以高宗赵构、吴皇后为引领与示范的南宋诸位帝王、后妃的书法观念与艺术活动，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南宋历朝帝王、后妃的书法艺术，既是一种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也是封建时代独特的艺术群体现象。 一 宋高宗赵构的复古书风 宋高宗赵构(一一○七至一一八七)对于南宋时代的书法发展脉络及其艺术观念基调的形成，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与深刻的影响。首先，在时局多艰的历史条件下，赵构把书法艺术纳入到“文物之治”的赵宋政权的国策高度；其次，他以“复古”的姿态，极力倡导钟、王法书，并身体力行，所得颇深；再次，他所倡导的书法观念与所作书风，在南宋历朝帝王、后妃及宗室子弟中得到了最忠实的传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侍大臣，从而使得后起的元初复古书风有了某种依傍。 赵构身被“中兴”使命，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六年，但因为重用秦桧，偏听奸佞，杀害忠良，不思恢复，而竟与侵国土、虏父兄的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因此，作为帝王的赵构，尽管在内政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仍然无法逃脱后世史家对他所作的“恬堕猥懦，坐失事机……偷安忍辱，匿怨忘亲”①之讥评。 但是，赵构无疑仍是南宋前期乃至整个南宋时期最为重要的书法家。虽然就整个中国书法史而言，赵构难称一代大家，而在南宋时代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他还是堪称传统技法全面的实力派代表人物，有着开启南宋书坛风气之功，在书法创作、理论两方面对南宋一代以及后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赵构尽管生活在封建文化和艺术达到高峰的两宋时代，能跻身于当时一流书法家行列，自然不全是因为他的帝王身份在起作用。然而，也正是帝王的特殊身份，为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舞台，并为他赢得了一个可供后世评鉴的参照体系。 (一)垂意笔法，亲御翰墨——赵构书法的三个阶段 作为帝王的赵构，在书法一艺上曾投入了大量时间。即便是“飞龙之初”的建炎和绍兴初期，尚处羁旅之难中的赵构不仅曾多次书写《资治通鉴》、《史记·列传》、《尚书》、《孝经》等长篇巨制宣示宰臣等人，而且多次书扇以赐近臣、宫人。在他执政的岁月里，竟然可以置父兄尚陷异族、中原尚未收复等国仇家恨于不顾，而自得于“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②。显然，赵构对书法有着一种超乎常情的“偏爱”，或者说书法已经成为赵构生活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书法给他带来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力量，以至于每逢朝政大事，他几乎都要用书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在绍兴前期韩世忠、岳飞抗金得胜时，他曾分别书写“忠勇”、“精忠”等字表其旌旗；为鼓动士类，他多次将自己所临古法帖，所书经、传、史、诗付赐宰执，还不免以此教导一番；太学建成，应允臣下之请，将自己所书“六经”等数十万字刊石建阁于其中；每逢大举，必亲洒宸翰赐新第进士。显然，赵构正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书法特长，以推行“中兴”之初所确定的“文物之治”这一赵宋政权的传统国策。相关记载，在南宋时代的史籍中随处可见。 赵构的书法活动，将其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羁旅时期——绍兴七年(一一三七)以前，其书风表现为以取法北宋名家黄庭坚、米芾为主导，同时开始上涉晋唐法书。 赵构是在文化、艺术氛围浓厚的北宋大观、政和、宣和年间长大的。关于赵构早期的书法活动，南宋人就有明确的记载。南宋末年的王应麟综合了杨万里、楼钥、李心传等前辈的说法，提出：“高宗皇帝云章奎画，昭回于天。爰自飞龙之初，颇喜黄庭坚，后又采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颛意羲、献父子，手追心慕，曾不数年，直与之齐驱并辔。”③在此基础上，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记载更为圆融，以“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④相评。 其实，赵构最初是取学父皇赵佶书法的。赵构论书自跋曾云：“昔余学太上皇帝字，倐忽数岁。瞻望銮舆，尚留沙漠，泫然久之。赐宋唐卿。”⑤这应当是赵构在徽宗拘于金五国城而尚未去世的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四月以前(或绍兴七年正月讣报南至前)的话。而宗室子弟早年遵从皇帝学习书法，恰恰是赵宋的一大传统。可惜，赵构早年取学徽宗字(瘦金体)一类的书迹至今尚未有发现。 大约在登基以后，赵构就转向用黄庭坚字体作书了。赵构传世书迹中的早期作品也表明了这一点。如，绍兴二年诏颁《黄山谷书御书戒石铬》于各郡县时题首“御制戒石铬”五字及其手谕十二行，绍兴三年所书的《佛顶光明塔碑》(图一)和赐岳飞的《殄灭群寇敕》等，均是典型的黄书体势。陆游早年曾见到高宗皇帝绍兴元年赐尚书御题扇，就是用黄庭坚体所书，与此手诏书迹绝相类似。⑥ 赵构大约在绍兴四、五年(一一三四至一一三五)间开始从使用黄庭坚字体转向使用米芾字体，外部政治环境上的原因就是出于防止北方的北齐刘豫金国傀儡政权以黄庭坚字体相乱，而内部艺术环境上的原因是米芾书迹大量搜集于宫中，且米芾之子米友仁侍清燕于宫中。比如，约书于绍兴四年前后的《书白居易七律自咏诗卷》和绍兴七年(一一三七)所书《赐岳飞手敕》(图二)等，均是典型的米法之作。
根据传世书迹和史籍记载，大致可以推断，赵构对黄、米书法的潜心学习，应当开始于“靖康之变”发生前的青少年时代(大抵以宣和年间为主)。虽然这一阶段大约只持续了十数年时间，但对赵构后来形成自己的书法面貌来说，已是定下了一种“基调”性的东西。但个人书风的转型决非一夜之间就可完成，况且赵构是要在繁乱的绍兴初期政局中用米芾书体来书写诏书。因此，米友仁在赵构书风的转变中必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至少在绍兴六年，米友仁已侍高宗清燕，而绍兴初期又正好是米芾书法大量集中内府的时间。对此，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所记载的，赵构复好米芾书法，并以其子米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大变”，应属可信。也正是在米友仁侍清燕的时候，赵构在取学米芾书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临摹内府所藏米芾所临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并以此作为上追晋唐的桥梁。赵构“作米字”的时间似乎也不长。文献记载表明，赵构在绍兴四年临王羲之小楷《乐毅论》赐韩世忠、七年临行书《兰亭序》赐刘光世，并在十年多次题赞王羲之书法等。传世书迹中绍兴十一年所书《赐岳飞批札卷》、十三年前后所书《御书石经》，就已经少有黄、米体势而多王羲之笔意。
